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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足坛劲旅曼彻斯特联队1958年2月在德国慕尼黑上空遭遇空难，成为英国体育史最惨痛一页。人们哀叹8名球星陨落时，也为球队门将哈里·格雷格的勇气感动：他在飞机失事后冒死救下一对南斯拉夫母女，赢得“慕尼黑英雄”的称誉。
劫后余生的格雷格怎样冒死救人？随后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与被救者50年后的重逢会呈现如何情景？英国《泰晤士报》网络版在空难50周年之际解答了这些问题。
生死营救
1958年2月曼联队在南斯拉夫参加欧洲足球冠军杯赛时胜出，获得半决赛资格。球队乘飞机回国途中在德国慕尼黑加油，在机场覆满冰雪的跑道上经历了两次起飞失败，第三次起飞后失事，造成包括部分球员在内的23名乘客死亡。
格雷格在空难后恍惚间发现自己还活着，这位高大魁梧的守门员没有像他人一样立即逃离可能爆炸的飞机残骸，而是冒死救起一对南斯拉夫母女。
格雷格说，先听到飞机撕裂和折断的可怕声音，而后飞机燃油的刺鼻味道弥漫开来，接着是一片黑暗和寂静。格雷格躺在废墟中，不知自己是生是死。
格雷格回忆说：“事故发生后，我似乎感到不断旋转，我想，自己死定了，突然想到……将永远见不到母亲、妻子和女儿。”
“我那时以为自己死了，直到感到血顺着脸流下，”格雷格说，“……我感到迷惑，四周一片漆黑，而那时才下午3点。”
后来，格雷格在自己的右上方看到一束光，“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死，试图摸索着解开安全带，不过，安全带已经不在了。”格雷格爬向那束光，发现那是机身上的一个洞，格雷格用脚将洞踹得更大些，“我朝洞外看去，下面……躺着一具尸体”，“我转过身，把洞踹得更大些，以便从洞口钻出去，那时才注意到，丢了一只鞋。我跳到地面上，站稳，最初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看到远处有5个人正在逃离，他们喊叫着，让我也跑开。那时候，机长走过来……冲我嚷道：‘快跑，你这蠢货，要爆炸了。’”
生死关头，格雷格听到废墟中传来婴儿啼哭，“哭声似乎把我带回到现实中来”，格雷格试图叫跑开的人回来帮忙救人，“不过，人们还是跑开了”。
格雷格又回到变形的飞机残骸中。在黑暗中，格雷格碰到一件婴儿的连衫裤，想到自己在英国的女儿，心一下悬了起来，当发现那只是一件衣服时，如释重负。“我进一步往里面走时，发现婴儿在一堆废墟下面，幸而，她只在眼部有一处伤。我抱着她挣扎着回到洞口，把她送出去。”
格雷格把婴儿交给转回来帮忙的话务员乔治·罗杰斯后，回到飞机上继续寻找婴儿的母亲。格雷格找到那名妇女后，发现她伤势严重，“我保持坐姿，在妇女身后，用腿将她推到洞口，我不能移动或者抱起她，就用脚推她的背部，实际上，是将她踹出洞口。”
获救母女分别是薇拉·卢基奇和韦斯娜，薇拉当时23岁，女儿韦斯娜那时还不到两岁。薇拉的丈夫是南斯拉夫驻英国使馆的空军武官。薇拉当时已怀有身孕，5个月后生下儿子佐兰，母子平安。
格雷格救下母女后，试图营救其他人，没有成功。
心路历程
格雷格救下母女和未出生的孩子3条人命，受到赞誉，赢得“慕尼黑英雄”的美名。然而，这个称号却让格雷格感到很不舒服，不愿接受。
格雷格回顾在队友的尸体中搜寻幸存者的经历时，声音低沉。他接受采访时说：“天哪，我怎么能跑出去，讲述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谈论那件事，无异于邀功请赏。一次，我受邀去南斯拉夫使馆出席一个仪式抑或展示，我没有答应。”
格雷格以他在绿茵场上的不俗表现和英勇救人行为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官勋章(OBE)。格雷格勉强接受这一荣誉，以表达对慕尼黑空难死者的敬意。
格雷格说：“我不特别想要那个奖……能在空难中活下来觉得高兴。像其他人一样，我最初感到一种古怪的负罪感，觉得自己活下来，那么多朋友却死去……在随后的40年里，我无法面对……死者的遗孀和家人。我无法看着这些人的眼睛，因为明白，我活下来，而他们挚爱的人却死了。”
最终，遇难队友罗杰·伯恩的遗孀乔伊·伯恩一席话解开了格雷格心中的结。“直到1998年，我才敢面对伤痛，开始在曼彻斯特大教堂参与慕尼黑空难的纪念活动。一天晚上……我终于开口对乔伊·伯恩说话了，她问我：‘哈里·格雷格，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40年？’那晚洗刷掉了多年负罪感，”格雷格说。
“我的生活与足球相关，如果某人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在各个水平上可以代表国家，我会站起来，为之骄傲。然而，把我描写成什么事故现场救急的人，却不能让我引以为豪，”格雷格说。
在格雷格的家里，两间小屋内装饰有过去比赛和队友的照片，却几乎没有反映慕尼黑空难的纪念物。格雷格从一个塑料信封中抽出他的珍宝：两份泛黄的剪报。“看看这个，你多少能了解，什么让我珍视，什么促我努力，”格雷格说。
第一份剪报反映了1958年世界杯赛的情况。剪报列出了一个由各参赛国家优秀球员组成的全明星队，格雷格是这个队的门将，是当时唯一堪与巴西球王贝利等顶级球员并排为伍的英国球员。
第二份剪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尔法斯特电讯报》的一篇短篇报道。报道说，一名叫格雷格的23岁英国空军工程师乘坐的飞机1945年在德国首都柏林执行任务时被击落。这个人是格雷格的亲戚。
“对我而言，两份小剪报在任何方面都比那个(慕尼黑)英雄事迹分量重，”格雷格说，“一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鼎盛时刻，另一个是我的亲戚……为他的信仰献出生命。那是我尊重的东西。我永远不能宣称像另一个哈里·格雷格一样；他确实值得敬佩。”
迟到感恩
事故造成获救妇女薇拉·卢基奇颅骨骨折、双腿断裂、严重背部创伤以及胳膊和肘部骨折。薇拉在解释迟迟没向格雷格当面致谢的原因时说：“起初，我在病中，好多个月后才恢复健康。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很难见到他，因为他那时很有名。”另外，当时南斯拉夫与西方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成为见面障碍。
“对我丈夫和我们家庭而言，情况更糟。我丈夫是南斯拉夫(驻英国)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他在伦敦工作时要格外小心，不能与西方人会面或说话，总害怕引起情报人员注意。那个时候，人们极其避讳与西方人有联系，因此，试图见面和道谢根本不可能，”薇拉说。
她说：“我们最终返回贝尔格莱德，不能给格雷格写信，因为那同样遭到禁止。我们不能作任何联系，虽然知道他救过我们的命。”
在薇拉家，客厅的书架上至今放着一本剪贴簿，夹藏着一些剪报影印件。由于年长日久，这些剪报影印件颜色泛黄，页边皱褶，有些破损。多年来，薇拉常一边给儿子佐兰翻看剪贴簿，一边不厌其烦地讲述他们母子3人获救的故事。薇拉告诉儿子，格雷格救了他和姐姐韦斯娜的命，他们姐弟俩今天能活着全因为格雷格。
事故发生时，佐兰还在母亲腹中，然而，对格雷格的英勇事迹，佐兰早已耳熟能详，知道每个细节，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
佐兰如今年近半百，时而会拿出剪贴簿，阅读相关文字报道和照片。他熟悉报道中的每一个词，时而凝视格雷格的面容，猜想他是怎样一个人。
平淡重逢
格雷格和薇拉一家1983年有过短暂会面，当时他们共同参与一档电视节目，纪念慕尼黑空难25周年。不过，活动结束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
薇拉已故丈夫韦利科·卢基奇最先提出与格雷格再次会面。卢基奇去年说：“想同救了我全家的人握手。”他一直对格雷格心存感激。
他说：“我永远都记得空难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大使打电话告诉我飞机在慕尼黑失事。最先传来的非官方消息说，薇拉和韦斯娜都死了。”
后来，卢基奇得知妻女还活着，住在慕尼黑医院。卢基奇飞到慕尼黑后获悉亲人获救的事，于是寻找恩人，然而，格雷格已在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
卢基奇去年夏季逝世，距离与格雷格计划中的会面仅几星期时间。这个遗憾加重了卢基奇一家痛失亲人的悲伤。格雷格决定去贝尔格莱德，向卢基奇一家示敬。
临近见面的日子，一向健谈的格雷格变得沉默寡言；薇拉和她的儿女也忐忑不安。见面那天，薇拉在餐厅特意摆上英国茶具，一开始，大家都有点局促，不知道该说什么。手足无措的格雷格率先打破沉默说：“卢基奇夫人，见到您和您的儿女多么好啊。卢基奇先生逝世令人遗憾。我为没能见到他感到非常遗憾。”
佐兰端详着这个在剪贴簿上认识的人，走上前去，主动与格雷格握手。他说：“欢迎您，格雷格先生，您知道，您在这里永远最受欢迎，您知道原因。”
格雷格被带到客厅，宾主坐下来，花了数小时聊各自生活情况。说话最少的是佐兰，他凝视着格雷格的眼睛说：“我总是期待这个时刻，对您当面说声‘谢谢’。我是您搭救的第三名乘客，不过您那时不知道。”
格雷格微笑着回答：“年轻人，你用不着感谢我。我做那件事时，什么都没想。我一直被人称为英雄，不过，我不是真正的英雄。英雄是那些勇敢行动且清楚后果的人。那天，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事故重演，我不知道会做什么反应。”
格雷格走后，佐兰告诉母亲：“现在我认识了这个给予我们生命的人。他是我猜想过的一切。”(傅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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