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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生爱好摄影,但和别的发烧友不同,他的镜头里拍摄的不是人物和山水风景,而是世界各地的体育比赛场馆。
拿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职业病。自从1992年由和平区副区长调到市体育局担任副局长以来,十多年来,黄东生的生活和体育场馆、国际赛事再也没有分开。
北京奥运会首场比赛将在天津的“水滴”举行——这是黄东生最为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作为负责建设该场馆的奥足办副主任,黄东生亲眼见证了这座体育场馆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但很少有人知道,13年前,天津成功举办的43届世乒赛也是黄东生负责全部赛事筹建。
对大馆和水滴这两个标志性建筑,今年62岁的黄东生有着不同一般的情感,他说自己的一生和奥运、体育有缘。
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1978年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32岁的黄东生还是和平区组织部的一名普通干部。
当时,还很少有人明白什么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什么是实行改革开放,但黄东生却早在年初就提前登上改革开放的第一班车。
1978年上半年,“文革”期间被荒废的区科委、区科协两个部门要恢复重建,但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去负责组建工作。
“我是主动请缨去科委工作的,从头干起。”黄东生笑着说,当时很多人劝他不要去,那是个苦差事,在组织部工作将来会有很多升迁的机会。
但黄东生不这么想,作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的毕业生,他一直想搞科研,好能学有所用。
“时间不等人,有梦想就要去实现。”于是,他和其他从各部门调来的三四个同事组建起了区科委。
当时条件很艰苦,整个科委、科协两个牌子一套班子只有两间办公室,里屋一张桌子是主任办公用的,外屋仅有的另一张桌子,既要办公用,还要做咨询台,一个人用着,其他人就要坐在一边等。
“当时我们太落后了,拿来计算器,居然找不到会用的人。”黄东生感慨地说,这件事很刺激他,感觉国家太需要知识型人才了。
在区里调研时,黄东生发现很多科技人才都无用武之地,特别是翻译人才。由于出身不好,这些人“文革”时受冲击,掌握的知识技术都荒废了。
如何把这些人的才能发挥出来为国家做贡献?
1979年初,时任科委办公室主任的黄东生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向科委借500元钱筹办天津第一个集体所有制翻译公司——“和平区科技咨询翻译公司”。
“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干这个事情要想清楚。”
“保证干好,如果亏了,我个人偿还这笔借款,不让公家损失。”
顶着各种压力,黄东生自己跑工商办执照,把公司成立起来。办公地点还是科协外屋那张公用办公桌。
很快,这个翻译公司帮助京津冀很多大企业引进国外设备做了大量翻译工作。
1981年,只有2名科协职工和多名社区内兼职人才组成的这家小翻译公司为科协盈利5万元,1983年达到2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兴高采烈的黄东生花3000元从北京买回一辆二手“甲壳虫”汽车,作为公司办公用车。
“老黄人怪,胆大,这开出来的车也怪模怪样的。”很多认识黄东生的人都这样说,老黄的车在当时可算是“天津一景”。
和平区科技咨询翻译公司的事迹成了大新闻,当年上报到中国科协,成为全国的典型。黄东生说,他们这些年轻人的心血和成绩印证了那句真理——“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