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能否公开到底谁说了算

　　“受传统积弊的干扰和‘潜规则’的影响，这种政府自我意志主导下的信息公开，在很多时候还会遭遇‘肠梗阻’，抑或是公众的知情权虽然在形式上受到了尊重，而实际境遇却依然艰难。”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庆琳说。

　　曾庆琳分析说，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有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做法，比如：信息公布走过场、图形式，把信息当成“美丽的花瓶”，在公开的过程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对占有的信息进行断章取义的“过滤”，搞“缩水公开”，搞“暗箱操作”。

　　“条例实施后，可能会使行政诉讼案件剧增。”曾庆琳认为，在申请遭拒的情况下，申请人大多会选择司法救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许多地方政府部门还没有可能即将面临诸多行政诉讼的危机感。

　　“自来水属于城市公用事业，作为国有资产，它的转让和改制，公民应该有知道改制过程是否合法的权利。”黄由俭认为，汝城县人民政府以“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范围”为由，拒绝他们的申请，是错误的决定。

　　据记者了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湖南省大部分县、市都进行了宣传并下发了相关文件，但到底该公布哪些信息，各地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凭政府有关干部的直觉判断。

　　有专家坦言，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可能出现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行政官员承认政务公开的意义，但对某些信息就是不公开，你能怎么着？二是公民认为应该公开，但行政官员认为此类信息属于例外，因而“依法”可不公开，要不要公开谁来裁定？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唐超华建议，各地应成立争议仲裁机构，由本地和外地的社会专业人士组成，对争议性信息内容进行仲裁。

　　“条例中虽有3个条款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但在责任追究上却显得过于粗疏。”唐超华认为，条例实施过程中，亟须建立一个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并细化有关标准。

　　记者手记

　　汝城县出现的全国首例“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诉讼案，表明公众的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懂得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让政府在推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对进一步建设透明政府有着积极意义。

　　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将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一根本转折显示了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勇气，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政府改革的“第三次重大革命”。

　　可以预期，条例实施后，将推动各地政府进一步向民主型、开放型、服务型转型。与此同时，条例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也必将唤起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民主热情。

　　但是，知情权的落实仍需多方努力，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勇气，亦需要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觉，需要民众淋漓尽致地展现“公民品格”，如此才能凝成推动政治透明、行政公开的压力和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