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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唐山大地震 救援难度更大 救援速度更快 救援效率更高
32年前,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近邻天津也成为重灾区,本市死亡24345人,重伤21497人,67%的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今年78岁高龄的原天津市社科院院长王辉,在地震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革委会办公厅主任,抗震救灾秘书指挥组组长,亲身参与指挥了天津人民的抗震救灾。
32年后,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却深深“震”痛了老人的心,有过前线指挥救援经历的他,比平常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8.0级意味着什么。
“这次地震夺去数万人的生命,我非常悲伤,但同时也让我感到极大安慰的是,中国已不再是1976年的中国。”王辉说,中国这次在地震救援中的快速和高效,首先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因为有了这些雄厚的实力做后盾,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动员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能量。
汶川救援为何难于唐山
5月12日下午三点,午睡醒来的王辉,习惯性地打开电脑,准备完成一篇写了半截的文稿,电脑右下角忽然闪烁出一条最新信息提示:“今日14:28,四川省汶川发生里氏7.8级地震。”
王辉的心“咯噔”一下,脑海中立即闪现出32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整座城市满目疮痍、残垣断壁的景象,“上次还是发生在华北平原呢,汶川可是山地啊!”有过一线地震救援经验的老人,立即想到震后救援的问题,“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那里救人谈何容易!”
王辉曾经多次到过四川省,也不止一次到过阿坝州、都江堰,“一边是水流湍急的岷江,一边是直插云霄的悬崖峭壁,几乎所有的县城都被群山环抱着。”他说,尽管当时还没看到有关地震破坏程度的具体消息,但仅就这样的震级,以及当地的地理环境,就能想到救援的困难。
又一条信息对话框弹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乘专机赶赴四川地震灾区。”
王辉意识到,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迅速奔向灾区,说明灾情远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严重。
随后几天,看着电脑上一幅幅灾区震后景象的图片,让心急如焚的王辉老人感觉,仿佛又回到了32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的那个深夜,“我正睡觉,就觉得几个惊雷在房顶上炸开了,房子好像荡起了秋千,不停地晃。”
当年46岁的王辉很快就反应过来:“地震了!”
穿上衣服的同时,他向妻子喊了一声“我去机关”,骑上自行车就往市委跑。
“能活到今天,算我命大。”他说,一路上天昏昏,地摇摇,车子怎么也不能骑成直线,快到市委大楼时,对面楼房的一面墙直愣愣地塌下来,震耳欲聋,灰土飞扬。
“如果再向前多走十几米,一准儿遇难。”王辉老人说, “我不相信命运,但这次实实在在觉得生与死有时不过是几步之隔。”
“第一时间”见证国家实力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王辉随即被任命为抗震救灾秘书指挥组组长,负责协调各部门的救援工作,“那时我在办公厅值班,除了上厕所以外,一刻也不敢离开电话。”
尽管中央十分关注灾区情况,但受当时交通、通信等多方面条件限制,直到两天后,中央慰问团才来到相距仅有100多公里的天津,听取天津市的灾情汇报。而如今,灾情发生不到两个小时,国家总理就已经赶赴2000多公里外的四川灾区。
“时代真是进步了!”王辉老人不禁感叹起来。
他觉得本次四川地震的赈灾工作创造了中国救灾史上的多个第一:各方动员最快、国际救援最及时与赈灾款项最多等。
面对重大地震灾难,总书记第一时间召开会议部署救灾工作;总理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前沿指挥;新闻机构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救援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医疗人员第一时间集结并投入救灾;社会各界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捐款捐物,献血支援,在第一时间建立通信联系,第一时间空投救灾物资,第一时间打通受阻道路。
“对救灾而言,‘第一时间’是最可宝贵的。”王辉说,中国此次全力应对自然灾害,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30年来高度开放社会的高效运转。
通讯能力决定救援效果
电视屏幕上,十几位救援人员围着一个被埋在五六层水泥板下的女学生,地震救援专家小心勘察废墟地形,武警战士用重型机械吊离水泥板,解放军用双手清除碎石瓦砾,卫生防疫人员在废墟周围不断喷洒消毒剂,医疗救护人员在女生裸露出的一条手臂上输上葡萄糖……
“32年前的救援哪有这么先进有序!”王辉坦言,本次地震救援工作的难度远远高于唐山大地震,“当年大都是平房,少有高楼,也没有山,不存在救援队伍进不去的问题。”但受当年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的限制,救援现场极少出现重型机械,大都是人拉肩扛,很大程度上延后了救援速度。
另一方面,通信受阻也直接影响着救援工作的进行,“灾区最需要什么,救援进展到什么程度,所有信息都进不来,也很难出得去。”王辉清楚地记得,当年不要说海事卫星电话、对讲机,就连普通的电话线全都中断了,救援组向后方传达救援情况只能使用明码电报,但也只在少数受灾严重的城镇里才有,大多数乡村根本顾及不到。
而如今,媒体,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救援速度和效果。
灾情从封锁变透明
正说着,王辉轻移鼠标,一篇《希望大家顶起来!》的帖子闪现在电脑屏幕上,这篇帖子的作者是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食品科学系大二学生张琪,14日上午,当看到救援部队在汶川找不到空降地点的消息后,女孩知道当地山上有一块俗称“大平头”的空地,非常适合空降,于是立即跑到网吧写下帖子。一名记者看到后迅速把它传到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打电话找到了张琪。15日中午,根据帖子信息成功空降。
而此次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向外界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的震感信息。相关部门还通过手机短信、电视、广播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发布震情提示。而中央电视台则对救援全过程进行了不间断的直播,各大媒体及网站也及时更新灾情和救援的最新信息,信息的及时发布使公众很快知道了真实情况,避免了恐慌发生。
“32年前,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的新闻报道。”王辉告诉记者,唐山大地震后,受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对于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天新华社仅发了一个消息,没有详细报道灾情,只是笼统地说“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直到地震三年后,才向国际社会公布死亡人数。
时任市委办公厅主任,抗震救灾秘书指挥组组长的王辉当年非常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外地亲友向他打听地震具体情况。那一段时间,王辉只能选择三缄其口。
“你看现在,我们有一说一,敞开胸怀,面向民众,面向世界。”
“这在当年是无法想象的!”王辉又一次重复这句话。
当年捐款仅510.5元
1976年的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拿着三四十元甚至更少的工资,因此那次赈灾根本没有“捐款”一说,全国人民大都是通过慰问信、慰问电的方式向灾区人民表达关切之情,“当年所有外界慰问函电都送到我这里。”据王辉统计,截至1978年8月12日,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共收到慰问函电451件,其中31件都附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全国老百姓自发给天津灾区捐款总共不过510.5元。
“有一点和现在一样,当年的救灾主力也是人民子弟兵。”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震的蓝光闪过之后,六十六军和天津警备区领导机关,在市委和北京军区的统一指挥下,火速组成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天津警备区某师,连续派出近80个抢险组、突击队、医疗队。
“也有一点和现在很不一样,就是对待国际援助的态度上。”本次地震,中国政府欢迎外国援助和救援专家来华救援,与当年谢绝外援形成鲜明对比。
地震发生后,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与俄罗斯的救援队都迅速赶赴重灾区,参与救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发来电报以示悲痛,并承诺随时提供帮助。此刻,全人类的心都凝聚在中国的汶川。
“唐山地震的救援,完全是靠我们的一己之力。”王辉说,当年的国内环境还没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力薄弱,经济水平有限,这直接导致了灾后重建工作的缓慢,“上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那时大街小巷都是抗震棚,天大南大的学生们甚至无法开展体育运动,因为他们的操场已经搭满了‘临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全都拆除干净。”
回过头来,再看如今已经开展起来的灾后建设工作,王辉感慨万千,和当年已经没有可比性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现在已经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灾后重建肯定不会持续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