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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来了一位年轻的独臂侦察科长
1939年10月,正是陕北高原秋麦收割季节,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新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独臂侦察员,名为陈泊,又叫布鲁。对于陈泊的个人履历和来延安的情况,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心里有数。这个身体修长却显得壮实的独臂汉子,肤色黑里透红,前额光亮宽阔,加上浓眉大眼和棱角分明的脸庞,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武俊逸之气。
陈泊原名卢茂焕,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的一个渔民之家,小学毕业后来到琼海,进厂当了工人。做工期间,性格刚直而又爱打抱不平的陈泊,被中共地下党注意上了,在实际斗争中将他培养成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两年后又加入了党组织。陈泊在琼海的地下斗争中,担任过交通员、侦查员,表现得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28年5月,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陈泊被迫逃亡海外,先在新加坡一年多,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马来西亚总工会任命这个20多岁的青年担任纠察总队的总队长。
1932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原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的行动。李被捕后经不起酷刑讯问,叛变投敌,先后出卖党内同志上百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几乎被他破坏殆尽。陈泊他们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锦标炸死在酒店。不幸的是,在做炸弹试验时突然发生爆炸。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已被炸飞一截。为保住他的生命,医院给做了高位截肢手术。警方人员见他苏醒过来,在病房里进行了审讯。机警的陈泊知道警方还不了解他们自制炸弹的背景,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便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无辜受害者”,要求警方查清作案人,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警方审来审去,拖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只得把他连同一批政治犯驱逐出马来西亚。陈泊回到海南,不久来到广东,与我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中共广东省委的情报部门决定让他奔赴延安。陈泊用了7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从广东到延安的艰险旅程。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长。
屡立奇功,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
不到两个月,从南洋来到北国的陈泊,完全适应了延安的生活,充满激情地投入工作。他几次独自到距延安数百里的边境情报点检查工作,每次都能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情况。
经过请示,陈泊布置人员,暗中张开了罗网。
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一进入边区,就被我方人员抓获。陈泊连夜进行审讯,这个特务坦白交待了全部计划。陈泊在走出审讯室后,对其他侦察员兴奋地说:“现在,我可以冒充这个家伙,到几个县去掏他们的老底儿!”几个侦察员都说这样太冒险了。陈泊把头一歪,意味深长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点险,能够办成事情?大家帮助我准备准备吧。”
吃过晚饭后直到下半夜,陈泊与侦察员们聚在一起,从各个角度把一切细节想得详细具体,包括对各种身份的人,如何答话问话,如何获得对方的材料,都考虑到了。
第二天,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他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开口就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对他不敢怠慢,热情相迎,上茶献烟。在外设军警岗哨、内有暗探把守的县党部,陈泊大大咧咧地翘起二郎腿,听取书记长和官员们的报告。这些人将他们收集到的我方情报,向这位“钦差大臣”一一汇报。陈泊又记又问,还要看材料。他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一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还要郑重其事地“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以国民党官场的一套,对这些人大加训斥。他回到延安后对侦察员们得意地说:“这一次真是骂得痛快!什么‘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一样喷出来。”
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对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内部,进行了探查。回来后,他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
这次捕捉活动抓获了特务40多人,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同时,我党将这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反共的罪恶活动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感到难堪。
1942年春节前夕,延安边区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才从甘肃陇东回来的陈泊,接到庆阳县我方特情密报:我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陈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洽谈。
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两人经过长谈,交流得甚为融洽。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胁迫当了国民党特务的经历,特别是交待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
原来,陈兴林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3个要好的同学相约一同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不料走到临潼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截住,把他们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
汉中特训班是个绝密的特务组织,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其学员都是被骗来的初中文化以上的青年男女,人员准进不准出,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枪法、爆破、暗杀及如何窃取情报的技术等。这种训练3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但规定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炸毁桥梁、仓库等破坏活动。
到1941年10月,这个特训班已经办了九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始终是教官。这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要部署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做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峰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惟一的办法就是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到延安去,从接触中逐个认识,布置任务。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个个认识。
接受了任务的陈兴林装扮成一名小商贩,怀揣四十快银洋,穿着一身地道的西北人服装,从铜川方向进入延安,刚到临近富县的界子河,就被我方的巡查人员抓获。
陈兴林之所以在审讯中流露出愿意向共产党投诚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的政党,其一切行动表明,这个党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地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乡村妻子。
陈兴林向陈泊谈完这一切后,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妻子后返回延安。
对于陈兴林提出的要求,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不同意者占多数,说这是军统特务玩出的阴谋,欲借机逃走;还有人建议派便衣人员武装跟踪,或者将陈兴林母亲和妻子接到延安来。
陈泊与上述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极力主张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陈兴林自由地回庆阳去,促进他的思想转化。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庆阳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陈兴林能往哪儿跑呢?二是他即便逃了,其家室还在,陈能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吗?三是他既然主动交待了一切情况,就是诚心的,否则不怕我方公布他的材料么?
陈泊的意见被反映到中央社会部,得到了批准。
陈泊对陈兴林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并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赌咒般地说他一定回来。陈泊笑着说:“别讲这些了,我们相信你。”
三天过去,就在保卫处的多数人担忧的时候,晚上断黑时,陈兴林回来了,见到陈泊就感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细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