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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史蒂文?兰兹伯格(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译者蒋旭峰
童工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并不罕见。不过,作者认为,家长之所以让孩子去当童工,其实是生活所迫。发达国家的那些抗议童工现象的示威者,不考虑这一点,将很高的劳工和环保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偏执和傲慢的行为。
他们比非洲人更明智?英国传教士、探险家、医生戴维?利文斯顿博士曾在19世纪中期深入非洲大陆。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雄。他在10岁时就在家乡的一家纺织厂当童工,每周要工作84小时。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很多孩子的经历都和他很相似。
利文斯顿博士要是现在到美国大学校园里去走一圈,估计会大跌眼镜,一个个大学生口袋里插着掌上电脑,揣着iPod,一年要花上两万美元的学费来打造一份漂亮的简历,这些学生在校园的草坪上惬意地一躺,喝着啤酒,玩着飞盘,在每年春天举行的反对第三世界童工的游行中总是吼声震天。
对于非洲那些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穷孩子,美国大学生在游行时的口号却是“反抗,休闲,过得自在些”。至少,这是他们呼吁在贸易条约中要加入的“保护”第三世界穷苦孩子的内容,要求限制工时和改善工作环境。
第三世界的一些人们确实很穷,也许就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19世纪中期的生活水平相当。生活窘迫就意味着要做出更多艰难的抉择,例如到底是该更拼命工作还是应该省吃俭用。而对于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示威者而言,他们似乎比非洲人更加明智,可以语带傲慢地告诉第三世界人民该何去何从,但是真正忍饥挨饿的还是第三世界人民。
穷人的孩子都是早当家实际上,第三世界的很多民众目前的选择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19世纪的状况相仿。当时,我们也穷困潦倒,我们也并不担心环境质量,我们也无法和家人度过很多美妙时光。第三世界的民众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着粗活和累活,为的仅仅是填饱肚子。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干活,穷人的孩子都是早当家的。1860年,在英国,10到14岁的孩子中,有37%的孩子是“自食其力”的,当时要想果腹就不得不每周都高强度工作60小时以上。目前,在非洲同年龄段的孩子中,这一比重为30%,而在印度只有15%。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童工率比之历史上其他时期已经降低了。
从1890年到1930年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75%,童工率下降的幅度也基本相同。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童工率在稳步下降,因为他们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尽管他们的生活还远谈不上富裕。
明明知道工作条件恶劣,报酬微乎其微,第三世界的父母们为什么还要把子女送去干活呢?他们是屈从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和其他外来者的压力吗?不要忘记,在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什么跨国企业,但是同样也有童工存在。很明显,童工是人们对于一定程度贫穷状况的自然反应。
美欧有消除贫困的道义责任那些没能体谅这些父母难处的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苦日子。换作一个19世纪40年代的好心美国人,他自己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如果他看到西方人想要剥夺非洲和亚洲父母的这一权利,肯定会感到诧异的。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历史经历和现在的第三世界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当年全世界人生活都不富裕,根本不可能指望任何人来拯救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贫困中挣扎时,我们却足够富裕,可以帮助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民众袖手不管,而且还驳斥他们脱贫的努力,这既不符合道义标准,也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美国人和欧洲人有消除世界贫困的道义责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应该用大船装满一箱箱的美元和欧元运往贫困地区。对于这个问题,值得在全美国开展一次大讨论。但是,千万不要误解的一点就是,消除血汗工厂并不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反对血汗工厂的那些人嘴里高喊着“反抗、休闲、保护环境、别太在意能不能吃上下顿饭”,这种态度起不到什么作用。
(摘自《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1月版)(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