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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称之。
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签证官的职业笑容、秩序井然的各国来客、干净的地面路边,都让人霎那间感到走进了文明社会。再稍留意一下交通规则、路标上的名称,在英国生活过的人会感到这就是在英伦,如果对气温不敏感的话。
但是,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它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洲际文明圈定的国家,一句“亚洲价值观”也许不能涵盖其治国理念。在这里,路牌都是用英文、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四种文字标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族人们各行其职、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用英文和自己的母语交流,遵守着共同的社会运行规则;无线上网技术覆盖全国,任何时候都能获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英国人对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内区域的说法:“M25以内的伦敦不属于英格兰,而是属于世界。”
在新加坡访问数日后,“世界的新加坡”几个字在笔者脑海不断闪现。并不是说新加坡该属于世界,而是说新加坡是最先接应全球化风浪的国家之一,集合着东西文明的优长,具有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给世界不无启蒙,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
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独特,说它是自由民主体制吧,它是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说是专制体制吧,议会选举总是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政坛上没有出现过许多国家难以治愈的腐败顽疾,政府廉洁、社会公正、以法治国的水准均超越西方,人民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新加坡听不到罢工的声响,媒体承担的角色不是欧式的“公众的看门狗”和“第四权”,却有较充分的自由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称之。
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均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基本理念,以民意为国家政策出发点的。较好地保证了政府廉洁、政治透明、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民意独大”,而民意往往有天然的短视性,政党为在大选中获胜,抛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很多错误甚至灾难。比如,绿党进入政府是欧洲国家的新景观,但一经进入政府就毫无作为,关于环境保护的长远政见根本无法成为政策,而为了眼前利益,为了石油而不惜开战的灾难倒是不断发生。战争进而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仇视,为反恐所消耗的国家财政开支,已让美英等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常有智者发问: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民生建设上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合力为善举”的特征。政治家不仅保持了廉洁和高效,而且不争夺权力。笔者曾询问从事不同职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都很强,都觉得政府是为人民着想的。96%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失业率只有3%左右;“花园之城”的美誉,显现在环境保护上所下的功夫;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上网,展示着在高科技领域的先进程度……这些成就既说明新加坡政府的领导能力,也证明政治制度的保障很有效。
与此同时,总理直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对显赫官员进行监督和调查。也许正是“德”与“法”的至高无上,促成德才兼备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建设成让世界尊重的国家。
全球化时代的治国典范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对罢工的处理程序和限定、每年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工资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积金安排、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和辩论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带有较强的英国色彩,但不是照搬,其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国式的个人自理,也不像英国式的税收调剂,更不像欧洲大陆式的国家承担,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形成个人过分依赖国家而不进取的弊端;美国的个人自理,拉开了贫富差距,加剧了民族、种族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新加坡的制度,把社会救助和个人自强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且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发展的行情不断调整国家和个人支付的比例,使得这个国家既充满人道,又鼓励个人竞争。建国短短40多年来,已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最富有、最祥和、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制度是难以归类的。人们可以把日本当作“西方国家”,也可把台湾地区的体制归于“美式民主”,但对新加坡则“一筹莫展”。新加坡就是新加坡,是全球化时代治国兴邦的典范。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