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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动荡,中大大学政务学院主攻政治治理研究的阮思余博士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这既是一个严肃而又紧迫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涉及到美国的发展轨迹与历史走向,也就是美国的必然衰落问题。
特邀专家: 阮思余博士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 广州日报: 美国次贷引发的“冲击波”,到底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何种弊端?阮思余:简单地说,美国经济衰退折射了美国经济政策目标的严重滞后。其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它未能完成人们所期待的经济政策目标。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退步,这是全世界都可以感知的经济现象。从近期美国救市来说,华盛顿从最初对问题的后果估计不足,到采用传统的救市措施——诸如降息、减税,给银行注资,作用似乎都不大理想。这说明,小布什政府的经济衰退干预已经出现严重危机,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相当迟滞。
以美国的贫富差距为例,其问题的发生大多在里根和老布什主政期间,而分化的加剧则在克林顿就任总统期间。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美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未能兑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而积重难返的结果。
广州日报: 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造成的,那么,请问美国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是什么?阮思余:美国经济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美国两党制政治的弊端。其弊病主要表现在,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多的是培养政客,而非政治家。政客与政治家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政客仅仅盯着下一次选举,为的是打赢选战;政治家则关注下一代未来,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政治家要比政客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纵观当今的美国政坛,上至总统,下至地方官员,充斥的是大量政客,而缺少时代所需要的政治家。政治家有其深邃的眼光与感化之风度。他们既能善于理解当今世界变化的大势,又能够把脉美国在全球的优劣;既能把美国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长远利益有效地联为一体并且持续运作,又能避免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僚政治的勾心斗角与互相掣肘;既能针对经济困局做迅速反应并且切实有效,又能避免因特殊利益集团或大选年而随意变更政策。正如钱穆所言:一政治家之可贵,固然在其政才与政绩。更可贵者,则在其政治之风度。
问题的悲剧在于,我们难以在今天美国的政局中发现具有如此政治风度的领袖气质。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诸多精英人士对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期许就是最好的明证。向盟友和对手说明:美国愿采取多边主义、结束这种自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就能维持下去的双重标准、带头承担能源责任……与其说这是对新总统的期许,不如说这是对布什总统的一记响亮耳光。因为,总统就是国家问题的所在,起码是国家衰退的担当者。在前几任总统执政期间已埋下诸多经济问题的伏笔下,这样的总统如何能承担起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责?
广州日报: 从历史的轨迹看,美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与对外政策有没有必然联系?阮思余:有联系。政客大量充斥的美国政治舞台,他们既不会仔细研习历史教训,又不会认真吸收历史劝诫。针对战后美国频频发动战争、国防费用大增的历史,美国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巨著《大国的兴衰》中提出了“美国衰落论”。肯尼迪早就指出,如果个别大国在国防、消费和投资三者之间不能保持平衡的话,那么大国衰落就是大势所趋。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来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历史上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大国兴衰的历史已证明,生产能力获取财富的状况同军事扩张耗费资源的状况之间,具有很重要的相关性。
从主政八年的小布什政府看,也似乎在逆历史规律而行。这一点,至少可从美国飙升的军费开支以及美国近年的反恐战两个方面加以佐证。2007年,美国军费开支创历史最高纪录,达5468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5%。小布什主政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美国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以来,小布什政府至今仍然沉浸于军事的较量中,对20年前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美国因未能处理好国防、消费和投资三者关系而导致的衰落这一宏论置若罔闻。换言之,频繁使用武力以捍卫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恰是华盛顿担心其衰落的最后杀手锏。而结果是,通过武力似乎无法阻止美国的衰落。(作者:毛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