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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嘉宾: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教授)
记者:奥运期间,老将宋世雄重出江湖,他经典的“A号传给B号,B号又传给C号,C号突破后射门,球进了”和“急促、高亢而尖利”的声音,是多少中国人的回忆。而网上流传的虚实参半的“韩乔生语录”,虽然口误连连,倒也形成了一种意外的幽默效果。还有2006年世界杯激情洋溢的黄健翔,在让不少人酣畅淋漓的同时,也引发了强烈争议。您对这几种类型的解说员怎么看?
杜骏飞:这个分类我不是很赞同。我个人理解,如果按媒介时代来分,应该是这样:第一个时代是听觉型解说,解说员通过声音来表现赛场的实况,让人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感受和想象。第二个时代是视觉型解说,在电视普及之后,解说员根据赛场的基本画面配上自己的解说,这要求画面与解说之间要相得益彰。第三个时代是互动解说,这实际上是互联网所引发的,试图形成媒体、事件与受众之间的三角交互,在这个时代要做好一个解说员,必须关注的东西更多———既能传达赛场实况给观众,也能够驾驭受众的情绪和认知,同时解说员自己也得介入到这两者的关系当中去。这对解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解说的时代还会往前发展,未来一代的体育解说员应该更具有思想性,不仅有说明,还要有理性批判;不仅要有体育素养,还得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我期待在北京奥运会的解说台上,能够涌现出这样的新闻人才。
记者:这个“思想型”会不会是一种苛求呢?体育解说员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做准备工作,在比赛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能把人头认清、把技术说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杜骏飞:当然,我们要把一般意义上的体育解说和奥运解说分开来。奥运不常有,在四年一度的盛况压力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量的要求下,很难想象能出多少质的精品;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因为有足够的量,也许能出好的解说精品。
我所希望的是,体育解说员必须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大脑肯定要有左右两个半区,一个是感性的半区,一个是理性的半区。所以,有思想就反映在:要么有理性精神,要么有感性力量,最好的结果是兼而有之。就说黄健翔吧,他的解说并没有达到一些人歌颂的高度,但他的确破除了解说员必须“冷血”,戒绝内心情感的迷信。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在颇多评论员开始试图效仿激情解说,不过,笨拙的模仿居多,因为激情是有感而发的,不是技巧型的。
记者:不过对奥运解说来讲,规矩可能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前提下,可能是宁可不出彩,也不能出错。过分的激情洋溢,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杜骏飞:奥运会不同凡响,要求体育解说员不出错,完全可以理解。但解说员的个人倾向、群体倾向甚至国别民族倾向,确实很难避免。在北京奥运解说中,当然可以投入体育激情,但是绝不能体现出民族主义。不要把体育与政治搅到一起。激情不代表狭隘的偏激,开放也不代表无所顾忌。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有没有比较欣赏的解说员呢?
杜骏飞:我看的比较多的是篮球、足球、乒乓球,较为欣赏的体育解说及解说顾问,像徐济成、张卫平、苏群、张路、杨毅等,他们的特点是非常专业,非常敬业,诚实而又有分寸感。另外,像黄健翔,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激情解说,因为在“解说门”以前,黄健翔并不是以激情著称的。黄一贯的解说风格是不做作,就像在客厅里沙发上,作为一个懂行的朋友在跟你谈球。他是互动媒介时代一个良好的样板。而有些解说员,让我感觉他特像一个干部,特像一个普通球迷,或者特像以说话谋生的人,有的还很外行。新闻领域的不专业,还有如一些体育记者在赛场上动不动就是“你拿了冠军高兴吗?你现在感觉累不累?”……这些没头脑的发问,希望今后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