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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附小里有个“地震仪”,由各年级学生组成的“地震监测兴趣小组”每天负责抄写地震仪上显示的各种数据。这台地震测试仪器已经设立8年了,但这却是个长期不被外人知晓的“秘密”。
数据分期传给北京专家
在该校教务处主任毛莉老师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这台“地应力探测仪”,这是一台长方形的“铁盒子”,仪器前面板上有一个液晶屏,上面有一些红色的数字,有时最后的两位数字会发生变动。仪器后面连接着一根导线,顺着墙壁一直延伸到屋子外面。
毛主任说,地应力探测仪的另一端是一个地球压力感应器,被放置到屋子外面一个深入地下30米的探洞里,地下各方位的压力变化可以通过这个仪器转换成数据,显示在另一端的仪表盘上,而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两次抄录压力数据,对变化显著的数据做好标记,然后把数据积攒起来,再邮寄给在北京的业余测震专家黄相宁。
“汶川地震前夕,压力数据曾有过剧增。”毛主任说,那是一个周末,因为老师学生们都休息了,就由当天的值班保安代替抄录,而那天的数据突然超出以往平均检测数值2000多个单位。“当时保安师傅还以为这台机器坏了,自己抄错了数值,于是把异常数值改称正常。”毛主任说,汶川地震后,保安师傅才和她说了这个事情,他们又找出当天记录作了修正。在数据突变到汶川地震之间,探测的数据一直在小幅波动,毛主任虽然观测了很多年数据,但她说自己并看不出其中“奥妙”。
“这些数据我们这些外行看不懂。”毛主任说,因为这是民间设立的地震监测仪,学校也是义务进行抄录,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地震分析知识,只是把数据如实抄写下来后,每隔一段时间再寄给在北京的地震专家黄相宁,而天津的这台地应力仪器就是黄老亲自安装的。
最初是联合国投资设立
“黄相宁当年找我要在天津设立地震监测点。”黄相宁的同学,天津南开大学化学教授丁培元说,那一年是2000年,而这台地震监测仪是“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项目内容之一,由联合国直接投资设立的,而黄相宁则是当时该项目中国实际操作负责人。
“黄相宁是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退休前一直在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工作,他是利用地质、地应力和卫星云图来监测地震的专家。”
1997年,黄相宁退休后,全力投入到联合国投资在国内设立的地震监测项目,并陆续在全国多个地方设立观测点。天津也处于地震带上,于是黄相宁找到丁培元帮忙,准备在津设立观测点。
丁培元说,他找到南大附小的李校长,李校长同意把仪器建在学校,师生也可以帮助义务观测抄录数据。
科技组如今只剩一个人
在北京,记者见到了黄相宁老人。地应力观测是黄相宁地震监测和预报的主要方法。以往联合国每年给黄相宁8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人员办公科研经费,如果设立地应力仪器则另行支付制造安装费用。
但2003年,负责该项目的官员退休,该项目也随之结束,从此黄相宁没有了固定的研究经费。丁培元教授说,知道黄相宁的处境,他曾帮老同学去“化缘”,但大家对这个事情不了解,很少有企业愿意支持,最后丁培元的老同学赵展岳教授知道黄相宁等几个老人作研究不容易,筹措了8万元送给他们做科研资金。
为了节省开支,黄相宁的科技小组省吃俭用,这笔钱用了两年多,到2007年末又没钱了,
黄老科技组成员也逐渐缩水。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坚持收集全国观测点的数据,每天绘制地震监测图,而从那厚厚的坐标图纸上标注的年月看,最长数据观测波形图已持续绘制了10年。
很多观测点已荒废
黄相宁说,由于是民间地震监测,也没有维护资金投入,目前所有地应力观测站都是当地的志愿者义务帮他抄写邮寄数据,由于是志愿观测,有的地方原定的观测者并不是很尽心。唐山一处观测点设在一个朋友家的院子里,由于此人去南方做生意,现在没人观测数据。设在广东的一处观测点,由于城市建设,被拆除了,因不是经过政府批准的国家项目,没有任何补偿。
而设在广东云门寺的仪器一直由寺庙的尼姑观测记录数据,但前几年由于雷电把仪器打坏了,虽然可以修复,但至今没钱维修,不得不荒废着。
新疆地区观测点观测志愿者家里很穷,连观测记录本子也买不起,为了获得那里的数据,黄相宁还要定期给那里寄送记录本,并随信把回寄到北京的邮票钱也一同寄过去。
说起自己的研究,黄相宁很无奈,他说自己也曾想过放弃,毕竟72岁了,完全可以尽享天年,日子过得舒服一些,但每每看到自己多年积攒的资料,又不自觉地拿起笔继续把数据记录下去,研究地震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黄老说,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有地应力观测站40多个,数据比较完善,而天津也处于京津唐张地震带,却只有南大附小一处观测站,数据太单一,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得到有关部门或爱心人士支持,在天津的塘沽、静海、宝坻再设立三个观测站,加上市内观测站的数据,就可以覆盖天津地区,让地震预测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