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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方能走出危机 中国要彻底告别高储蓄、高出口的经济模式 高储蓄使中国深陷这场危机
现在全球都在声讨华尔街,美国政府似乎也在有意往这个方向上引,“华尔街喝醉了”,布什一语道破天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华尔街的贪婪、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松弛的金融监管。如此,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元的责任被轻轻推到了一边。美国人不储蓄,利用美元霸权,长期搞扩张性财政、借贷消费,全球经济失衡无以复加之后,终于酿成恶果。
坦率地讲,美国之外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体不断吸收的话,美国人不断发货币的后果,早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很显然,最近五六年是全球经济史上最美好的时光,高增长几乎没有通胀,没有通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可以不断减息、松货币当然就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那为什么没有通胀?是因为有庞大的经济体扩张在不断吸收货币,中国则吸收最多。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却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经济体一下子被整体抛向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全球资本、要素乃至产业链的移动注定是空前的。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如此扩张。在扭曲价格体系下,企业的产能扩张一直被推到边界上才告暂停。
全球化要素移动和中国的补贴,客观上降低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供给被推上去了,产品价格自然涨不起来。
从宏观上看,这种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必然导致非常高的储蓄率,成为今天中国诸多宏观难题的根源(消费不振、高顺差、本币升值、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失控等等),因为要素报酬的分配是不断向着政府、企业移动,而不是居民。
政府消费倾向是很低,企业基本是不消费,所以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向下走,储蓄率不断升高。储蓄率不断走高,有人口结构的人口红利因素,但世界经济史上,发达国家储蓄率的高峰时突破过40%是极为罕见的。而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48.1%,2007年初步核算已经高达52%。
回到上面,我们要问,谁在储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基本没有太大波动,维持在15%~16%,但其在整个储蓄中所占份额却从1992年的52.3%降到2005年的32%,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15年中,中国储蓄率增加的12个点,基本上都是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增加。这或许是中国内需消费迟迟起不来,而越来越滑向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真正密码。而政府、企业部门储蓄升高,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
储蓄率高,资金机会成本就变得非常低廉。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根本不需要很多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储蓄,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
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垮了,这个循环结束,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说到底,还是高储蓄问题,是中国深陷这场危机的最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