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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6日召开的全国共青团农村工作会议上,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明令各地团组织,春节前不许去团中央“汇报”工作,而要集中精力,迎难而上,做好返乡务工青年的培训准备工作。陆昊明说,“春节前的工作‘汇报’,大家都清楚背后的内容”。(据1月7日《中国青年报》)
陆书记所说的“汇报”,如果仅属于应酬,还应算是“良性”的;趁年节之机搞“恶性”“汇报”才更可怕。有些爱钻营的人专门爱借过年过节之际搞些“汇报”,谁都明白是咋回事。“年节”是个“好掩体”——这是对某些“汇报者”说的;“年节”是个“危险品”——这是对某些“听汇报者”说的。一些官员的腐化堕落,往往就是从“年节”这个当口开始,从下级的一次次“亲密接触”开始,而慢慢地、不知不觉地、然后加速地滑向不可挽救的深渊。
不让下级在春节前搞“汇报”,是好的,可以省去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和消除许多“隐患”。然而,与其严管“汇报”的,还不如管严“听汇报”的。如果没有某些专爱在年节时分“听汇报”者,即使爱在此时“汇报”的人再多,他也无处“汇报”;如果只是不允许在年前“汇报”,那么一些偏爱此道者(无论是听汇报的还是汇报的),尽可以选择在私下里听“汇报”,或者在年后“补听汇报”,或者换一种“汇报形式”。总之,从大体上来讲,爱“听汇报”者为因,爱“汇报”者为果。倘若从制度上先消了“因”,那么无“因”何来“果”呢?(邵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