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众多的归国留学人员中，有一位集教学、科研、经营于一身的青年科学家，他就是被评为天津市杰出留学人员的王磊。

　　他是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国家微生物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培养出博士硕士30余人。

　　他是天津市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研究中心主任，他领衔在国际顶级科学刊物《自然》(《Nature》)、《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学术论文，弥补了天津的空白，获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上百项，在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他是天津市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生产出的微生物检测芯片和病原微生物诊断血清等多种微生物检测领域的尖端产品，开始应用于公共卫生、临床诊断、进出口检验检疫等领域。

　　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的王磊，1987年留学悉尼大学，师从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生物学家里夫斯教授。追忆起漫长的求学生涯时，王磊说：“南开大学严谨、低调、内敛的学风对我影响深远，而国外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对我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外双重文化的滋养，都是非常宝贵的。”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王磊，学术素养深厚，很快就脱颖而出。里夫斯教授的评价是：王磊博士是他遇到的最聪明和最有前途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他最钟爱的学生之一。王磊相继担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员、澳大利亚微阵列研究中心微生物检测芯片负责人，还受聘于国际经合组织(OEDC)，参与美澳双边共同开发微生物检测相关技术的工作，解决畜牧业病原微生物检测难题。曾与王磊有过科研合作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基因组学中心主任阿拉姆教授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王磊是个难得的科学家，有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和领导能力，有很强的机遇意识、合作意识和团队意识。

　　在澳期间，王磊拥有500平方米的花园洋房，生活待遇优厚；配备独立的实验室，科研条件优越。但这些待遇都没有改变他学成报国的赤子之心。王磊坦言，“当初出去就想着早晚要回来，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实，留学14年来，王磊经常回国看望老师、亲友，对学校和家乡的变化非常关心。尤其是1997年以后，王磊每年都抽出时间回母校讲学。2001年，他在南开大学生命科学论坛上关于基因组学等新技术的精彩演讲，令人耳目一新。从这时开始，王磊迈向归国之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每次回国，都发现京津塘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次比一次多。”王磊坚信，天津快速发展，自己肯定有用武之地。“当时，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落后，而我掌握一些学术前沿的知识，回来马上就能用得上，回国干事创业的时机基本成熟了。”在2001年给南开大学领导的信中，王磊表示：“现在正是年富力强，也已在国外积累了较好的科研和管理经验，我应该用这段生命中的黄金时间为祖国、为南开做一些事。”可恰在此时，美国农业部向王磊抛来绣球，极力争取他加盟。对祖国的深深眷恋、浓浓的南开情结，使王磊毅然选择了回南开大学任教。

　　当时的南大，生物不是最强的学科，却是最热的学科，也是学校重点扶持的学科。这与王磊回国效力之举相得益彰。就这样，2001年底，王磊来不及将房子卖掉，就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南开园。

　　王磊回国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上来。他深知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必须争分夺秒尽快拿出高水平的成果。他和他的团队严谨求实、埋头苦干，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终于站在了生命科学领域的最前沿。

　　“可以不成功，但不可以不真实”，这是王磊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在学术上的严谨和认真是出了名的。在实验室里，从教授到学生，没有“大约”和“左右”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对每一个实验数据都要进行反复验证。王磊提出，每一项实验要在同一条件下重复做3次，每次试验中重要节点的数据，要在相同条件下再重复3遍。他要求所有实验必须认真记录实验过程，详细记载实验条件和操作细节；所有原始实验数据和照片，必须标注出记录实验数据和照片的计算机编号、所在硬盘号和具体文件夹。对学生在论文中引用的相关实验数据，王磊都会仔细查找原始记录进行核对。一个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将一个需要实验验证的辅助数据用推算出的数据来代替。王磊没有放过这个细节，严厉地指出，科学容不得半点虚假，尽管这个数据不会对实验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但却能反映科研人员的科学素养。这名学生顿悟后，主动推迟毕业时间，补做了相关实验，拿出了禁得住推敲的论文。

　　王磊坚持“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实验成果共享，是王磊遵循的一个原则。科学实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后仍然没有成功，但却能从中得到大量真实的实验数据。其他课题如果需要这些数据，王磊都会毫无保留地提供。甘做人梯，是王磊遵循的又一个原则。王磊经常让学生在前沿科学研究中担任重要角色，为他们提高学术水平创造机会。因此，在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很多论文的第一作者不是老师而是学生。

　　生命科学的实验耗材昂贵，一瓶试剂、一片芯片少则几十元，多则成千上万元。王磊时常教育身边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国家拿出大笔资金让我们搞科研，一定要注意节约，用好每一分钱。要知道，4000元就可以救助一个失学儿童啊。”他在学院建立了约束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实验项目在采购中，一律走公开招标程序，即使采买小设备也要货比三家。此举在圈内有了名，以至于很多实验室在购买设备前，都以王磊团队的价格为参照。泰达生物技术学院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木瓜全基因组测序项目时，我方购买的进口设备比美国本土的还便宜，这令美方十分惊讶。由于把采购的设备价格压得非常低，各设备厂商都嫌王磊太抠门了，本应准备的纪念品和公关礼品都不再奉送了。每次提起来，王磊都笑着说，“这难道不是好现象么？”

　　王磊每年都要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或到知名高校、科研机构讲学。旅途之中，他总要随身带上学生的论文批改或者浏览最新的学术文献。王磊的床头总是预备着纸和笔，就是在夜间，也要随时记下他瞬时闪现的灵感。平日里，王磊总是坚守在实验室，晚上和周末与学生们探讨成了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