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可依赖的选择仍然是坚定不移地持续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演变的全球经济衰退仍然在持续，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正在成为各国政府最主要的政策议程，中国亦不例外。面对“本世纪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对于这种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赞同并同时指出，“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结构调整，最终都必须依靠改革。”

　　“现在需要正确全面地总结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他解释说，过去五年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成绩，一方面靠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积极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得益于全球经济高涨推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工作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改革方面。”

　　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认识到健康银行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才狠下决心搞银行改革；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才在1999年搞了住房制度改革；意识到僵化的国有企业体系不可能支撑经济的增长，才搞了当时大规模的减员增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正是主要依靠这些改革在制度建设上释放出的能量，才有了新中国经济史上发展最快、持续最长的增长期。

　　事实上，过去30年我国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就是依靠以制度建设和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开放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例，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略高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的0.53，上升到2006年接近高人类发展水平的0.781，其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以上。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使我国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现在，无论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还是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低速增长的挑战，可依赖的重要选择仍然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

　　改革到了今天，可以说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必然要面对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虽然现在我国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但‘硬骨头’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存在许多机会。因为这么多问题，哪怕只要解决好其中一两个，就可以让中国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汤敏拿着手中自己主持、刚刚出炉的《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研究报告说，“比如，改善我们的福利制度，哪怕稍微改善一点，也能释放出大量的内需空间。”

　　可见，中国经济下一步乃至未来30年再续“奇迹”的动力和信心，仍然来自于克难攻坚的深化改革。

　　向“攻坚”要发展动力

　　在汤敏看来，过去30年，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比如内需不足、贫富差距大、城乡二元结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我国下一步增长的动力就会不足；解决好了，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能使我们的增长模式实现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次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使得国内改革的紧迫性大大增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与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冲击的外部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内部的体制原因。这些年来改革在多方面没有到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当前经济领域最突出的矛盾。

　　按照他的判断，即使没有金融海啸的因素，国内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早晚也要出问题。金融海啸只是使这个问题暴露得更快、更为充分，“因此，当前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重要的是加快国内改革步伐。”

　　目前，我国宏观政策把“保增长”作为各项调控的核心目标。“当前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追求结构调整，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增长。”魏加宁强调，过去十多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实质性进展，主要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比如，政府控制土地要素；把GDP的增长看作主要的政绩指标，各级政府都运用自己掌握资源、支配资源的权力，用粗放的方法营造政绩；各级政府财政主要收入是生产型的增值税，直接跟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速度结合在一起；商品价格，特别是消费品价格实现了市场化，但是在资源价格方面，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控制。行政控制的低价格鼓励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等。

　　为此，要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致力于解决增长的空间和发展的动力，致力于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因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保证有质量、有效率的增长。

　　本刊记者听到一家大型空调公司的事例，该公司相同的业务素质和条件下，250个国内销售人员完成的业务量比不过6个海外销售人员的业务量。这侧面反映出目前国内市场在销售体系、流通体系、信用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管理体系方面与国际市场巨大的差距。这家公司管理人员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能利用此次扩大内需的机会，在这些方面实现改革突破，降低制度成本，将会巨大地释放内需市场的增长空间。”

　　就此，汤敏告诉本刊记者，“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同时现在的中国经济又面临上新台阶、培育新增长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战略机会。如果改革能够实现新的实质性突破，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巨大增长空间。”

　　充分利用“倒逼”机遇

　　“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审视今年的改革，重点是保增长、扩内需，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可能有所弱化，甚至会搁置一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对此持相反看法，他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民生’，恰好对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应抓住这个难得机会来深化改革，变经济‘危机’为改革‘契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真正帮助战胜危机。”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我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固然有全球经济大势的影响和拖累，但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经济体制内部的“痼疾”分不开，“增长速度‘水落’之后，可以看出一些硬‘石头’，就是在经济高成长情况下掩盖的一些制度性问题，通过这个危机显露出来。”

　　“这也叫‘水落石出’。”常修泽进一步谈到，这次危机暴露出我国在前一段高速增长情况下所掩盖的制度性问题，包括旧体制遗留的问题，也包括“转轨”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对改革形成“倒逼”之势。

　　“30年前，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逼的。30年之后，中国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下一步如何攻坚克难是严峻考验。”对于目前的机遇，接受本刊采访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也持类似的观点，“从外部看，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极大压力。当前的内外压力也给中国继续推进改革提供了‘倒逼’机制，这和30年前颇为相似，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外部影响和发展阶段变化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短期困难和长期矛盾交织在一起，经济发展的困难度在加大，使我们发展的矛盾全面凸显。”迟福林向本刊记者继续解释说，在这个背景下，必须要以改革的办法来破解发展的矛盾。

　　这就意味着短期的宏观政策和长期的改革措施要结合起来，才能给国民以信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既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安排，又取决于在改革的一些关键方面能否有所突破。唯此，才既能实现短期保增长的目标，又能为长期发展寻找一条出路。

　　“这次危机也是我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一次重大机遇。”汤敏说，在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可能进行改革的动力未必大，“往往是每次经历一次大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在危机面前，中国能够集中智慧和精力推动体制的改革，找到新的增长点。”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目前“倒逼”形势创造出的改革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