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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攒了个评书馆
3月6日,红桥区桃花园对面的潞河书馆,下午场的听书人各自散去,王传霖开始收拾残局。这家书馆开业只有一个多月,因为利润太低,既是老板之一,又是说书先生的王传霖干脆自己兼任了伙计。“每个观众来都会坐在自己习惯坐的地方,新雇来的伙计不长这种见识,没法儿拢住观众。”按评书界的行话,书馆伙计叫“提搂把子”,规矩挺多,也和其他行业的服务人员不太一样。另外就是钱的问题,这也让王传霖发愁,“我也不瞒你,拿昨天晚上来说,连本带利儿80块钱,四六开,园子拿四成,演员拿六成,两小时我说书挣48块钱,但如果雇个人,我晚上上场说书挣的钱等于是给伙计了。”
潞河书馆缘于一次巧遇。去年某天,30岁的曲艺迷张岳在公交车上认出了曾在燕乐说书的艺人王传霖。两人聊了几句,互相留了QQ号。不久,张岳带上好友韩篷去拜访王传霖,说起想找个地方继续听书,让评书活下去。那天之后,张岳和韩篷找了很多地方,发现原来街道社区的文化站大多改成了麻将馆,而像谦祥益那样的大园子,因为评书必须低价,所以肯定又租不起。他们甚至想过去饭馆、大澡堂子里说书,最后也觉得不太好实现。一直到今年初,王传霖看俩人是真想干,干脆决定腾出了自己的这间平房与俩人合伙,各出了两三千块钱,买了点儿旧桌椅,简单收拾了一下,赶在正月初六把书馆办了起来。
三个人都有正式工作,所以只能用业余时间倒替着来书馆忙活。“真是太累了。”王传霖描述了自己这一天的日程。早晨5点半起床,花了两个小时自己编辑昨天晚上说书的录像资料。8点出门去修MP3,随后去了一趟孩子的学校。1点多到了书馆,一个人拾掇昨天晚上的一地瓜子儿皮儿。两点半开书,给听众沏茶切萝卜,到3点才坐下来吃午饭,吃着饭就睡着了。晚上7点半,他还要准时登台说书。
潞河书馆的说书人
王传霖第一次登台说书是1998年,在那之前,他一直学说相声,是范振钰先生的弟子。从1998年开始断断续续说到2006年年底,能容下说书人的园子越来越少。“在潞河说书之前,我最后一次说书在民族文化宫的小书馆。”那段经历让王传霖至今难忘,“当时他们找我,我就去了,干了一段时间,观众慢慢上来了。三九天下大雪,咱这评书,刮风一半下雨全无,但只许观众不来,不许演员不到。那天上了21个座儿,不少啊,观众跟我说,传霖,要是今天你不来说书就把我坑了,我说我哪能啊。当天演出完,观众都走了,文化宫的人突然跟我说,从明天开始,书馆关了。为嘛,煤水电够了,但我们天天这么耗着,不赚钱,真耗不起。当时急的我,明天观众来了,去哪儿找我去?到最后也没办法,只好停了。”
潞河书馆开业后,通过网上的宣传,很多以前燕乐茶社的铁杆儿观众又都聚了过来,老牛便是这样的书痴之一。“以前在燕乐就天天去,现在也是和大伙儿见个面,只当是个茶馆喝水聊天。”王传霖说,有时候观众不多,有的书迷就会多买几张票,或者送个花篮,都让他特别感动。
每天下午场的说书先生叫刘功杰,今年51岁,是老说书先生刘立福的义子。与众不同的是,刘功杰说书时身着80年代的老式蓝色制服,颇为怀旧。“1979年刚恢复评书时,我就在北大关桥头那块儿的老红桥文化馆听刘先生说书。那时候就是‘听活’,慢慢跟刘先生接触得多了,我自己也开始学着说书。”刘功杰第一次上台是在和平文化馆三楼的一个小书馆,帮忙替刘立福先生。“在那之前我就天天泡在书馆里跟着刘先生学,老观众也都认识我了,那时候老观众都特别希望有人能学评书,年轻,说的就算不好,也会支持。再后来我原来上班的单位倒闭了,干脆就以说书为业吧。”燕乐茶社拆迁后,刘功杰也没地方说书了,只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成了自由职业者。
春天是最好的听书季节
潞河书馆面积不大,桌椅板凳就占了一半地方,王传霖说,开业以来最多一次上了40多座儿,坐得满满当当。在这样的小书馆说书,对说书先生是个很大的考验。按行话说这叫“对面审贼”——观众围着演员,观众好比陪审团,演员就好比犯人——难度可想而知。但也有好的一面,距离近了,演员和观众互相之间表情都看得很清楚,感情容易沟通,比大剧场又少了很多阻碍。
最近,刘功杰开说《聊斋》的《马介甫》,王传霖担心《聊斋》太温抓不住观众,便向老牛咨询究竟说哪部书更合适。老牛说,“我听老先生说过,一路酒席敬一路宾朋,说书也要跟着观众的胃口走,最好能穿插着说不同的书目,让观众换换耳音。”
按老规矩,说书先生在一个场子说满3个月的书就得换人,因为观众听腻了,但王传霖觉得现在根本没办法实现。“一是我请人家来说书,人家把其他的事儿都推了,我让他歇俩月,他干吗去?俩月后我再叫他,他还回来吗?再有就是现在天津的说书先生真是屈指可数,刘先生走了,还真没什么人可换。”
天气渐渐暖和了。对评书馆来说,春天是最好的季节。“天气好,人们喜欢出门儿。”王传霖说道。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评书的确是唤醒少年记忆的一种途径。也许,当你照着地图找到潞河书馆时,你便可以沿着说书先生的音容形貌,获得穿越往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