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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西藏各地乡一级基层普选开始,百万翻身农奴穿着节日盛装,手捧哈达,兴高采烈地参加投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选为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主任的尼玛次仁,曾经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青格勒溪卡的农奴。旺青格勒曾说:“尼玛次仁是我的财产,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口袋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民主改革后,尼玛次仁说,现在有法律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谁的私人财产,活得心里真敞亮。尼玛次仁的经历是百万农奴由农奴成为主人的真实写照。1965年8月,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全区约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为主的乡人民政权,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当时,江孜县的选民还把选民证称作“当家作主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西藏的建立,为广大人民拥有和行使人权提供了法律保证。
——宗教信仰上的伟大转折。民主改革前,代表农奴主阶级核心价值观念的宗教,直接掌握在农奴主阶级手中,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成为其麻痹人民的工具。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宗教势力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对农奴和奴隶进行今生统治;另一方面,通过宗教特权,以对农奴和奴隶的来世进行赏罚为名,实施精神恐吓。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农奴和奴隶信奉藏传佛教,相信来生转世说,而统治阶级正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服务。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写道:“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事实上,旧西藏的绝大多数普通僧侣同样没有摆脱农奴身份,所谓“僧侣势力”是被极少数上层僧侣和僧侣化的贵族所把持。埃德蒙在书中还写道,“你下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有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相反,如果你不听他们的,会世世代代不得转世。僧侣势力就是采用这种精神恐吓,来维护他们政教合一的统治。三大领主为了使封建特权神圣化,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凡是与统治阶级意志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和科技知识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民主改革后,西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由此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私事,百万翻身农奴从政教合一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迸发出来。
——教育权利的伟大转折。旧西藏的文化教育是为三大领主服务的,而且非常落后,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全区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曾经创造灿烂古代文化的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前文盲率高达95%以上。实行民主改革,人民政府致力于教育事业。民主改革后的两年,西藏新增公办小学和夜校600所,2万多名翻身农奴的孩子第一次踏进校门,学习藏汉语文和政治、科学知识。百万翻身农奴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素质普遍提高,这为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化条件。

资料图片:农奴的孩子第一次踏进校门,学习知识(图片来源:国家民委网站)
上述七个方面的伟大转折,归结到一点,就是结束了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权的历史,使广大农奴和奴隶彻底翻身解放,当家作了主人。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伟大的日子——1959年3月28日。
50载沧桑巨变,西藏经历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然而,达赖集团却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鼓吹封建农奴制度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散布“西藏没有人权”,“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西藏的传统文化正在毁灭”等谬论,其目的是否定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恢复其在西藏的统治。
“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西藏各族人民已从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权的巨大进步中深切体会到,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达赖集团篡改历史,企图让西藏社会倒退到50年前,只能是枉费心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民主改革50年来的事实证明,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西藏人民要巩固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推进长治久安。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是西藏人权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发展者,是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开创西藏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