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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引以为傲的职业,却从来没有为她带来过任何收入。旁人或许很难理解她:为什么做一份没有薪水的工作却能全情投入乐此不疲?她说,原因很简单,做志愿者收获的是快乐。在她看来,快乐比金钱更珍贵。
她得到过百年扶轮社颁发的奖章,也因为出色的志愿服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她也是一位令人羡慕的母亲,二女儿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小女儿则是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学业,两人都是硕士毕业;她乐于接受采访,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她的故事,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她的丈夫梁淑坚博士是开发区聘请的科技顾问,随丈夫来到开发区之初,张辉林一度觉得生活非常孤独,最终还是做志愿者的热情改变了她的生活。在已经67岁的张辉林身上看不出丝毫老态,她使用电脑时的熟练程度甚至超过很多年轻人。
从俄亥俄到滨海新区,张辉林始终未变的就是时刻不忘服务社会的志愿精神。最近让她感到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认识了老丁——老丁以前是连云港日报的编辑,每天没事就在社区下棋聊天。有一天,一位志愿者说你应该到志愿者协会去发挥你的特长(因为志愿者协会有自己的会刊,平时需要有人做编辑工作)。老丁找到张辉林,简单的交谈后他就决定留下来,每天来上班。他当(会刊)主编确实是“人尽其才”,平时大家要绞尽脑汁才能写出来的报告他总能轻松完成,用张辉林的话讲,“真的太有才了”。也有人不太理解这位丁大爷:不拿钱还去上班?他们不了解,老丁和张辉林一样,他们其实都很快乐。
张辉林说,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老丁来做志愿者。
因义工缘定今生记者:您的家乡在哪里?
张辉林:我出生在广东梅县,和叶剑英元帅是同乡。我7岁到中国台湾地区,后来去了美国,2002年来到天津开发区。
记者:您去美国之后也在做志愿者吗?
张辉林:最初在美国我没有工作,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孩子大了以后我才出去工作。在家带孩子同样可以做义工,在孩子学校里做义工,给老师帮忙。我还在警察局和医院登记,希望做义工。有警察曾经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有位中国人半夜还在公车站徘徊,也不会讲英文,让我去帮忙。
记者:您和梁博士是怎样认识的?
张辉林:我和梁博士是做义工时认识的。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派到乡下小学,那时流行欧洲的土风舞,所以小学课间都不做早操,改跳土风舞。校长认为我是最年轻的老师,所以就把教土风舞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和校长说:“校长,您很不幸,碰到一个不会跳舞的老师。”但他很坚持,我也没有办法。当时我真的不会跳舞,因为小时候上学全班跳高山舞(很容易),全班只有两个人没被选上,一个是瘸子,另一个就是我。我很奇怪,也不敢问,后来索性就不再跳舞了。以前在师范学校有舞蹈课,我的老师告诉我,如果不是看在我经常帮她准备上课用的球和网子,她根本不会给我及格分——我其实是靠做义工过关的。
接到这个任务后我就去恶补跳舞,后来真的开窍了,不但在学校里教了两个舞,还到一个青年宿舍(大学生比较多)去教跳舞。在我教跳舞的时候,有个男孩子不会跳舞,每次就在那里帮我放唱片——他就是我先生。他是他们系里的班长,因为系里要办舞会,所以经常来找我。那时候我已经把他当作朋友了,有一次我告诉他要去高雄相亲,他说他也有亲戚在高雄,就跟我一起去。后来他告诉我他很心痛,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喜欢我了,可是我不知道。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工程师,我也经常会问问他的意见,他总是说这个太老了,那个没文化,没有一个好的。那时候他就是个穷学生,只有一辆单车还被偷了,而且刚上大学三年级(比我小两岁),我把他当弟弟看待,只是个可爱的小男生。但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有前途,他有信心让我过得很好。就这样,他天天和我在一起,我也没有机会再去认识其他男生。他很真诚,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而且到今天回头看,我觉得我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先生到美国留学一年后我就去陪读了,我们到美国的时候都是有人接的,我先生就和我说,以后有留学生来美国,我们也来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