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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蒋介石自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即被解放军突破。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一部奉命进军杭州。五月三日,解放军会攻杭州,杭州守敌大部逃窜,残部被很快扫清,杭州宣告解放——杭州解放谍报立功
解放早已是人心所向,加上杭州地下党组织事前做了大量工作,杭州市区的形势迅速稳定下来。1949年5月10日,在国货路新华电影院,杭州地下党员、接管杭州的南下干部、萧绍地区金肖支队队员以及21军留驻杭州的同志举行了会师大会,30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期的单线联系之后,第一次公开见面。21岁的“无业青年”张永也在其中。
60年后的今天,81岁的张老早已离休多年。他坐在家中为我们再次讲述1948年末至1949年初那段抄写编辑秘密情报的日子。
19岁少年成了地下党员
张永最初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在1945年上半年,那时他是杭州市立中学的初三学生。当时,张永是学校“警钟壁刊社”负责人,还组织其他7个爱好文艺的学生,搞起了名为《警钟》的壁报。
警钟社的进步倾向很快引来了反动学校当局的注意,却也使学校的两位女教师开始与这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接近。
这两位老师,一位叫夏汝南,一位叫余巾英。后来张永知道,两位和蔼的老师原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在学生中物色发展对象。
1947年2月26日,余巾英老师带着他,在一个隐秘的场合,举起右拳庄重地宣誓。张永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这年他19岁。
假装木炭商到处搜集情报
“我入党后,与入党介绍人余老师只联系了一个多月,她就因同志被捕离开杭州去了苏北根据地。接着是一位姓唐的同志,但只联系了两次,1947年6月我的关系就转给了柯里。每次,我从一公园、六公园向昭庆寺(今少年宫)方向走,柯里从岳坟、六公园向一公园方向走。然后,我们会在湖边的某个地点巧遇。每次相遇的地点都不固定。”张永回忆说。
见面后,张永向柯里汇报情况,柯里向张永传达党组织的消息或者布置任务。他们一个月要在西湖边碰面两次,“湖边人多,不容易引人注意”。
这样的见面一直持续到1948年7月。一次见面后,柯里问张永:“能不能帮我在乡下找个住处?”
张永明白,城里军警、便衣特务多,并不是安全的住所。他略一思索便对柯里说:“你看住到古荡我外婆家怎么样?”柯里看着张永年轻的脸孔,点了点头。
杭州城西古荡,60年前是一派田园风光。这年8月,柯里带着夫人张幼云(也是地下党员)和一个孩子租住进了古荡“张奶奶”家。张永和母亲、外婆住楼下,柯里一家住楼上。张永对家人说,这是他的中学老师,现在在临安和杭州之间做贩卖木炭的生意。
秘密编写《杭州概况》
柯里,青田人,1938年5月入党。1943年5月,浙东区党委派他前往杭州开辟工作,1947年至杭州解放后,历任上海局杭州特派员、中共杭州市工委书记、杭州市委常委等,1952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
当时,张永并不知道柯里的具体职务。1948年11月的一天,柯里把张永叫到楼上房间,拿出一沓手抄的材料告诉他,杭州解放指日可待了,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上级指示要收集各方面材料,将杭州各界的情况掌握起来。“这些材料是同志们冒着危险收集的,请你把它们誊抄两份,一份留底,一份由我带走。”柯里说。
“我一看,那上面有杭州军事机关的地址、负责人、人员、枪支数,还有特务机构的配置。一般的地下党员不可能了解到这么详细的情况。”张永说。
从这天起,张永闭门不出。对家人,他就说在楼上后厢房里看书,实际上却是不分昼夜地抄录着资料。
这些资料,有的是来自军政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文件,更多的是地下党员们调查收集情况后用钢笔写成的分析材料。材料之广,涉及杭州军事、政治、工业、交通、公用事业、金融、教育、社会团体、文化等各方面的人事、派系、配置、动态等情况;而调查之细,更让人感喟地下工作者无畏的勇气和工作的细致。在杭州市档案馆1999年根据张永当年抄写的原稿编印的《杭州概况》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浙保6团2营5连,钱江大桥,李明陶,兵120,轻机2,步70,卡宾3,弹100,系38年1月10日接防。”
对杭州市重要部门的要害人员,其出身、履历、作风、思想、能力、兴趣、交友、家庭等皆有扼要的叙述和分析,甚至详细到了谁与谁正在谈恋爱的地步。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柯里每个月带来一批这样的材料交给张永。张永再用绘图笔,将其誊抄到十多厘米见方的打字机用拷贝薄纸上。每次抄好两份,一份柯里带走,另一份张永留底。按照柯里的交待,原稿抄完都立即焚毁,不能留存。
令人不解的是,在那样白色恐怖的年代,那份留底的材料,张永怎样处理。“老式的房子,楼上窗户外面都有瓦片的。我把材料折小,再用油纸包好,放在一张瓦片下面。上万张瓦片,很难查的。”张老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们。
情报立功50年后才知晓
30多户人家的古荡俞家圩村,鸡犬之声相闻。一个陌生人突然住进张家,而且时常会消失三两天,引来了某些人异样的眼光。甲长为此曾到家里询问。
机警的张永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柯里。为了安全,1949年1月柯里一家搬走了。
收集情报的工作并未停止。“我们还是一个月见一次面,他把材料交给我,我把抄好的纸张交给他。”年轻的地下党员张永从此提高了警觉。
这项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末才告一段落。最终形成的调查,分为41条目,共有32000余字。解放后,张永将留底的资料上交给了杭州市委。
柯里对张永是信任的,但是出于组织纪律,资料的来源、去处、用途,他始终没有对张永说过。直到1999年,杭州档案馆准备将这批文件汇编成书,张永写信向在北京的柯里询问,才知道这批文件是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索要的。
柯里在回信中讲到的一个细节,让张永在50年后再次为当年做过的工作激动不已。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请国统区也派代表参加。杭州代表、地下党员卢月梅4月抵达淮安时,遇到了南下干部大队。听说卢月梅是杭州来的,准备开赴浙江工作的干部们邀她一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卢月梅发现很多干部手里都有一份油印材料,上面的许多详细情况,甚至连她这个在杭州工作的同志都开了眼。张永这才知道,他当初整理的资料,为人民军队顺利解放和接管杭州,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管理杭州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