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16日告诉记者，她状告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经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定胜诉后，她委托的日本律师团近日告知，已收到455.73万日元赔偿金，约合315000元人民币。

　　有关夏淑琴状告日本右翼作者及出版社侵害名誉一案的来龙去脉，媒体多有报道，不再赘述，而30余万的赔偿虽说来得太迟来得太过曲折，且夏淑琴老人仅是目前唯一在有生之年终审胜利并获得赔偿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然而，这毕竟不是夏淑琴一个人的胜利，正如夏淑琴所说，“我感到很高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胜诉，也是对历史真相的肯定和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同胞的一个慰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三级法院判决夏淑琴胜诉，事实上就史实问题做出了法律确认，这对日本右翼分子将会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这次胜诉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有可能成为类似案件的一个范例。

　　然而，过分的渲染一个个案的胜利，显然又是不适当的。且不说日本右翼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指其纯粹是捏造、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无耻行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仅就一般日本人的认识而言，也与我们的期望相去甚远：无论是立即表示歉意还是含糊其辞，相当多的日本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极端的不自在，匆匆岔开。这种在历史面前选择鸵鸟姿态的做法也许是最为可怕的，它甚至比一小撮人的狂妄、一部分人的无知更难让我们接受，硬硬的昭示着尴尬。

　　令人尴尬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的历史观，它还来自于我们有意无意地疏失，某些方面几可以用麻木来形容。还记得两年前，王选、孙宅巍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学者发出的呼吁么？“全社会应该重视侵华日军慰安妇史实的抢救发掘，集全社会的力量关心照顾将凋零殆尽的慰安妇人证！”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侵华日军慰安妇这段屈辱史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知名学者、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团长王选女士对南京慰安妇的研究曾痛心地表示，目前国内对于南京慰安妇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如果不是少部分民间学者的收集研究，侵华日军南京慰安妇的历史研究就是空白！时隔两年，这方面的工作和进展如何不得而知，恐怕也难言乐观吧！

　　因此，我们必须像那些殚精竭虑的抢救者表达敬意，除了上述发出呼吁的学者，我们还应记住一些人的贡献，比如旅居日本的萨苏。对于70年前爆发的抗日战争，日本的史料是如何记载的，我们鲜有人知。萨苏从日本的资料中挖掘出大量鲜为国内所知的抗日史实，将它们写进《国破山河在》，并与国内资料互为对证，让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重现于我们眼前，同时也将湮没于血与火之中的众多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还应记住面对日本右翼造谣污蔑勇敢站出来的类似夏淑琴老人那样的中国人，以及像东史郎一样曾经在中国犯下罪行却又勇于忏悔的日本人；我们更应该向这些人表达敬意，比如，隐忍多年勇敢地将“讲不出口的事情也要讲出来”的雷桂英老人。我们知道，她是南京首位公开站出来的慰安妇当事人。不忍回忆却必须讲出，这是何等的勇气与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让历史不能任某些小丑随意涂抹。

　　当然，历史的叙述方式也不仅是史料和当事人的见证，它还可能以艺术的方式，比如，电影。今年4月，除了《拉贝日记》，我们还将看到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只是我们在观看这部据说以手持摄像机的拍摄方法让画面晃动得很厉害的电影时，被晃动的不应只是我们的眼睛，还应撼及我们的心灵。(宋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