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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仅以高中学历没有经过硕士课程的培训而直接攻读博士的,蔡伟成为复旦百年校史上的第一人。(详见本报昨日31版报道)
其实,这样的佳话过去并不罕见:现在的复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1978年报考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时,就是高中学历,考了第一名;苏步青先生当年招的研究生中,也有高中学历的,现在有些成了数学家;梁漱溟没考取大学,也成了北大教师。——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少,原因自然是和教育公平有关。
正如有些人担忧的,复旦这种教授自主录取硕士或博士生的模式,会不会导致“暗箱操作”?会不会滋生“教育不公”?应该说,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笔者以为,从最大范围内发掘人才角度来看,把招博士的权力还给教授才是最值得肯定的,只有开放包容的录取制度,才会让更多蔡伟这样的对学问执著的年轻人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我们的社会太过于重视学历,把学历等同于才能,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才被埋没。一些人想考博士,但学历问题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蔡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破格的机会,而其他的“张伟”“李伟”该怎么办?也期待如同蔡伟一般遇到裘锡圭先生这样的“伯乐”吗?其实,社会上更多的“蔡伟”一般的年轻人,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制度,好制度才能发现更多“千里马”。
一方面要把录取权力还给教授,一方面又淡化“学历”要求,教育公平如何保证?笔者以为,这可以靠录取程序上的透明打消人们的顾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程序透明公开,我们就不必担心某某教授把自己在乡下收废品的亲戚录取为硕士、博士。
笔者以为,蔡伟被拟定录取这样的“佳话”应催生我们的教育体制反思,目前的教育体制面临着录取形式和考试内容等多方面“僵化”的弊端,一些大学“近亲繁殖”现象严重,个别博士生、硕士生在混文凭,而来自草根的一些有才华者,却因为学历问题求学无门。如何改革现有的录取制度,给教授更多的决定权,给考生更大的选择权,如何让我们的录取制度更开放、更具包容性,更是我们所期待的。(但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