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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人已经不再采取决绝的批判态度。
对于西方或好的或坏的思想、制度,现代中国人也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这与其说是对“五四”的某种纠偏,不如说是“五四”本身的一种重要遗产。
今天是5月4日,中国的青年节。90年前的今天,一些初步觉悟的中国青年,打开了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扇大门。不管形形色色的后人怎样以大相径庭的观念和视角来看待、评价“五四”,但有一条铁的事实颠扑不破地摆在那里——“五四”之后仅仅过了30年,中国就摆脱了近代以来那种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仅此一条,就已经足够证明“五四”的价值了。
更何况“五四”的价值还远远不止这一条。
有人说“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人说“五四”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因为这是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对人生及人的价值的颂扬”,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也有人对五四运动的赞同主要是因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面,他们对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加以攻击,理由是他们“没有给中国的传统文明以适当的尊重”。这两种观点其实各有道理,也各有偏颇。还是毛泽东总结得最为简练而全面——反帝加反封建——文艺复兴也好、启蒙运动也好,大体上可以归入“反封建”的框架,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则大体上可以归入“反帝”的框架。
“五四”有没有矫枉过正的地方?有没有不到位的地方?有,但经过其后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已经渐渐地找到了其中的正确尺度。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人已经不再采取决绝的批判态度;再比如对于西方或好的或坏的思想、制度,现代中国人也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这与其说是对“五四”的某种纠偏,不如说是“五四”本身的一种重要遗产。
最近几年,一些奇怪的声音也时有出现。对于一些早有历史定论的事件或者人物,比如当年“火烧赵家楼”时的三个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某些“学者”、“教授”,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拿出来翻案,洋洋洒洒数万言论证此三人“冤枉”。研究“五四”,不能脱离开当时的大背景,更不能有哗众取宠、“博出位以上位”之心。
几天前,笔者刚刚参加过自己的母校新华中学校庆95周年的庆祝活动。从12岁到18岁,自己一生中最有激情的6年时光都留给了这座校园,特别是其中两个终身难忘的“五四”——1981年的“五四”,我成了一名共青团员;1985年的“五四”,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两个“五四”之间,我初步理解了什么是“科学”、“民主”、“自由”、“爱国”、“传统”以及“现代”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并培养起来对这样一些命题的终生性关注习惯。我们这些“60后”现在已经进入不惑之年,我们非常关心现在的“80后”、“90后”们是否依然有我们那种“终生性关注习惯”。学校,也应该在灌输学业知识的同时,不要忽视对这种习惯的培养。这种习惯,其实就是所谓“抱负”。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现在的青年人:这种终生性的关注习惯或曰抱负,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使人一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每年都要纪念“五四”的原因之一。
让我们在每天繁忙的学业、繁重的事业、繁杂的职业、繁琐的家业之外、之余,时而想一想类似“五四”或者“抱负”这一类的词语,你会觉得生命不再是无聊、无趣、无谓的,你会觉得自己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