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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初次分配调整
居民消费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内需不足的发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尤深。
“中国实际上有很强的内需,只是在内需的身上还带着枷锁”,采访中,研究者将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症结指向收入分配机制。“政府拿钱投资,居民拿钱消费,现在政府有钱而百姓没钱,因此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外向依赖程度过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分配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分配能够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会因消费能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
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周天勇分析说,“社会的发展成果应由社会成员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较慢,居民收入增长并未与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
据常修泽调研发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我国的经济政府主导性比较强,这导致我国经济成为投资型、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经济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比较强,其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少,而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而非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他用数字解读说,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据权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将对初次分配政策进行重点考虑。
改变再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样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泽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在他看来,需逐步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的倾向。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要到生产关系领域去寻找。”杨宜勇认为,否则就会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泥潭。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发展太快,虽然其创造的财富较多,但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技术代替了劳动,这使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则发展滞后。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占比太大,现在三大产业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产中的就业结构是“40:28:32”,产出结构是“11:49:40”,也就是说,农业中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也相应较低。而工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8%的劳动力创造出49%的财富,大部分财富都交给国家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按照国际规律,一般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的比重可达60%,即可创造60%的生产总值,容纳60%的就业率,但我们的差距仍然明显。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服务业则是靠劳动力,服务业占比过低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低。
三是,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过重。我们的税费全部加起来负担率约为31%。尽管这些年,费有所减少但税一直在增加。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这一负担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显过重。
因此,改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过度强调向所谓精英倾斜,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利于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