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晚报报道，杭州“70码”撞人案已过去半个月，它所造成的影响却不断发酵。

　　从一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到网络事件，再到涉及全民的公共事件，在事发多日之后，公众对这起“交通事故”的探讨早已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范围。

　　肇事者胡斌最终将被认定为何种罪名，似乎已经成为考验司法公正的一块试金石。而杭州警方一句不负责任的“70码”，也必将使这个词汇与“躲猫猫”、“做噩梦”一样，成为网络语言的新宠。

　　5月15日，杭州警方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胡斌，17日下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胡斌。杭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郑贤胜解释说，以“交通肇事罪”提请逮捕，“这主要根据的是现阶段所获取的相关事实和证据。胡斌到底构成什么犯罪，最终要以法院判决为准。”

　　这一解释非但没有平息汹汹质疑，反倒让大批关注此事的公民加倍担忧。事发之后，绝大多数民间意见认为，本案中适用的法律应该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

　　记者为此咨询了北京市交管局事故处相关负责人，被告知“是否确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只能依靠现场证据搜集情况。”这些证据包括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证言、警方在肇事车行驶线路上的监控、现场痕迹勘察等多个方面。

　　鉴于杭州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肇事车时速70码”的表态，公众完全有理由产生巨大的担忧。因为警方对公众首次公布如此重要的证据，竟然是来自肇事者“飙车”同伴的证言。在同一个发布会上，警方也已经同时强调：“事发现场没有监控探头。”而这必然极大地影响取证工作。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检察机关是否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要看案件是否符合该罪名的构成要件。如果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即使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不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法院也会这么判。

　　就此，北京元诚律师事务所侯建华律师提出了反对意见：“法院的判决是需要建立在一系列证据的基础之上，如果提不出有效的证据，法院很难加重罪名。而取得证据，必然需要公安机关的全力工作，单靠受害者家属或者民间力量，几乎不可能完成这种工作。”

　　事发半个月内，杭州警方办案中给人的印象是：努力要将事情说的更小一些，更常态一些。背后的缘由公众无从知道，最善意的估计是“为了减小影响，保持社会稳定”。截至现在，公众对于“70码”案件的乐观态度，来自于当地政府官员“严厉处罚”的表态，而很难说是来自于对地方司法机关的信任。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最终法院以“交通肇事罪”认定罪名，依据《刑法》第1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4条的规定，肇事者胡斌仅致一人死亡，在各种鉴定中又没有提及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任何一种加重处罚的情节，所以刑期肯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司法实践上看，如果肇事者家属付出了足够多的赔偿，取得受害者家属的谅解，甚至会有非常大的可能被判处缓刑。

　　当然，在胡斌案各种细节已经尽人皆知的情况之下，法院如果做出这样的宣判必然会面临极大的社会风险。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与它们危险性相当的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和属于过失犯罪的交通肇事罪相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包括故意与过失犯罪，并不一定非要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才能实施处罚。只要被告人的危险行为一旦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且符合其他构成要件就可以认定为该罪。

　　其中，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刑期包括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刑期根据危害后果可被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闹市飙车与驾车有何区别？

　　“交通肇事当中，肇事者是要通过交通工具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即使是出现超速，他也是以交通行为为目的的。而闹市飙车则不然，肇事者追求的是感官上的快感、竞争之后的成就感，汽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在追求这种快感的时候，他们完全置他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顾，从主观上讲，至少也是存在‘放任危险后果发生’的故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曹均说，哪怕是电影《头文字D》里藤原拓海在秋名山上飙车，也要有同伴事先封住上山的路，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况且，电影中即使有人闯上山，飞车党们面对的也是对方所驾驶的汽车，而不像胡斌和他的同伴，面对的是闹市中人行横道上一个个守法公民的血肉之躯。

　　我国法律并未对飙车作出明确界定。因此“飙车”也并非法律用语。杭州交警在发布会上所说的“没有飙车这一说法，只是你超我我超你的追逐”，从善良的心态出发，可以理解为对法律用语的严格恪守。

　　由于没有严格规定，是否认定飙车经常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部分一线交警的说法，超过最高限速规定20%以上就可以认定为“飙车”。然而也有一些城市的交警曾经提出“飙车未必一定要超速”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飙车指的是在道路上相互穿插追逐，对其他车辆安全行驶构成威胁。哪怕时速只有80公里，但这种“相互穿插追逐”很可能对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构成威胁。在这种时候，已经可以认定其“飙车”了。

　　从胡斌所驾驶车辆的斑斑劣迹以及事故现场“被撞者飞出5米高、撞出20多米远”的惨状，罪名如果被认定为后者，断不可能适用缓刑。

　　根据媒体已经披露出来的情况，该肇事车此前曾有多次超速被记录在案，而车主甚至还曾经于2008年12月1日在公交车站台附近玩漂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曹均认为，从现在公开的各种证据上看，胡斌在城市繁华地带飙车致人死亡的行为性质与对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已经符合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界定为交通肇事罪。而且从在城市道路中飙车行为造成危险的严重程度来看，对普通社会公众的危险性极大，在本案中还造成了致人死亡的后果，依据刑法第115条“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规定，至少应当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北京元诚律师事务所侯建华律师说，如果认定胡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么与他同时飙车的同伴个个脱不了干系。尽管他们没有撞死人，但其行为同样构成了对“不特定多数人”人身安全的威胁。从法理上说，这些飞车党理应被一网打尽。这很可能是即将摆在杭州司法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

　　2008年8月6日，朝阳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单向伟、王子、王琳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这是北京第一起以该条罪名对飙车人进行判处，之前“飙车”行为均以交通肇事罪判处。

　　法院认定，这三人所驾驶车辆均经过改装，其中王子的车还装了警报器和伪造的军用车牌。2006年3月15日晚，他们酒后在三环主路飙车，单向伟的车先后与两辆轿车发生碰撞，并在撞第一辆车时引发了连环事故，此后，单向伟驾车逃窜，最后将车遗弃在京通快速路附近。

　　这次宣判在北京飞车党圈子内引起了一定震动，对于这群对法为何物似乎知之不多的富家子弟，法律突然从遥远的条文变成了身边触手可及的枷锁。

　　在2008年之前，只要不出现严重事故，警方对“飙车”的处理相当轻微。以至于2006年北京交警在西直门拦截“二环十三”之后，这个群体竟一度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当事人频繁高调亮相，其一举一动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客观上竟然推动了这个群体的扩大。

　　2008年上半年，北京交管局法制处开始重点研究遏制飙车、碰瓷等新型交通违法行为，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增加打击力度。为此，北京的公检法系统连续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应对飙车、碰瓷等违法行为飙升的办法。

　　此后，检察机关在起诉飙车、碰瓷等犯罪行为时，已不把这些行为看成是交通事故当事双方之间的问题，而是从对公共安全影响的高度着眼，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这些行为的时候，承认他们是在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时至今日，北京交通因飞车党造成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

　　2006年“二环十三”被曝光后，记者在采访飞车党群体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群“不识愁滋味”的纨绔子弟的心态。法律、秩序、他人的安全，这些现代社会人必须要尊重和重视的法则，在这个群体心目中已经弱化到了极限。

　　正如《头文字D》里“征服秋名山就能叫板全世界”的想法一样，只要在一场城市飙车中获胜，“十三”们就仿佛拥有了傲视全球的资本。记者实在想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当真克制不住开快车的冲动，“十三”们完全可以用“70码”的速度去飙一飙全长2412公里的川藏公路，特别在二郎山上，一定要开出胡斌版的“70码”。这种时候获胜，那该有多么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