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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以选择“诗意地栖居”,但有些人却只能被迫地“蜗居”。据《武汉晚报》报道,从今年8月至今,海归博士孙爱武一直“蜗居”在北京海淀的农贸市场,靠摆地摊艰难度日。
新闻里有一段颇值得玩味的描述:他有过硬的学术能力,归国却“找不到”工作,“被迫”在农贸市场摆地摊,每天靠煮土豆、红薯充饥,露宿街头数月,并拒绝他人“施舍”,其不满周岁的孩子被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收容。这给人的感觉是,一方面他打足了悲情牌,让人确实觉得同情;但转念一想,他是否是甘愿如此“自取其辱”呢?
有一种悲情色彩在现今的社会中蔓延,因为有些人确实是在悲情化地生存着。比如,热播剧《蜗居》里“宁要城市一张床”的房奴们,还有被称为“蚁族”的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给人的感觉是,“人中蛟龙”的海归博士没有《蜗居》里海萍的奋斗精神,更没有“蚁族”们具有的团结力量。也许,是他放不下“海归博士”的身份,但是“身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证明你,却也能拖累你。从新闻中得知,他自信已是业内科学家级别,由此用人单位应主动向他伸出橄榄枝,而他更大的要求是,自带领课题、具有一流的试验条件,年薪要求在8万到13万美元以上。
从切菜工、司机要招大学本科生,到海归博士“找不到”工作,我们的舆论争议都是在一根本问题上打转转:身份与工作的关系。争议的背后牵扯到了整个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它涉及对一个人成功的定义、怎样才叫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对身份标签的看待,还有往深处说,对于真正的“人中蛟龙”,我们的机制、体制是否也应“屈尊”一下,创造条件留住真才呢?文/王海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