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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宏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刘连仁与日本小朋友在一起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近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焦点不断。先是以天津籍劳工邵义诚为原告之一的西松安野劳工案达成和解，西松公司向36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2.5亿日元(相当于1886万元)；之后日本仙台高级法院于上周对山形县酒田港劳工案二审判决，以“《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公民的个人索赔权”为由，驳回了原告诉求。
11月20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表示，中国政府在1972年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作出的政治决断，对日本地方法院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表示强烈反对，这一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秦刚指出，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和奴役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现实重大人权问题。中方要求日方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目前，涉及大轰炸、细菌战、慰安妇、劳工的多起民间索赔正在进行中，仅劳工索赔就有福冈案、群马案、宫崎案、酒田案等7起诉讼。新近和解的西松安野劳工案，无疑将对今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成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昨日，一直活跃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中的日本知名学者田中宏来到北京，就对日索赔案做了专题报告。在会议间隙，田中宏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焦点对话
我要纠正日本的历史观
记者：作为一名帮助中国人对日索赔的日本友人，你是众多中国人关注的对象。此前关于你的报道不少，但细节不多。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其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和动机？
田中宏：在我之前，家人并没有到过中国。我出生在东京，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小学三年级时，二战结束，东京变得特别动荡，我们被迫返回老家，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之所以选择学中文，得益于伯父的指点。1953年我读高中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交，很多日本的年轻人热衷于学英文，身为报社记者的伯父就跟我说：“你不要跟风学英文，应该学中文。日本今后应该跟中国有密切的交流，学中文一定会派上用场。”
记者：大学毕业后，你进入一家“关照亚洲留学生”公益性组织工作，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田中宏：我的大学有栋亚洲留学生的宿舍楼。在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来自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伙伴。通过与这些留学生的交流，我受到了不小的触动。
1964年4月29日正值日本的国庆日，政府给许多二战时期的日本军人授勋颁奖，这让很多留学生感到愤慨。他们激动地说：“你们国家为这些人颁奖的同时，知道不知道很多因为战争死去的人也有一份同样的名单？”一名留学生告诉我，日本侵略者在新加坡屠杀了很多人。而此前，我虽然在学校接受教育，对此却一无所知。此后，这位新加坡的留学生拿给我很多他们当地的报纸，我了解到新加坡从1964年起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寻找战争死难者遗骨活动，1967年更是落成了纪念碑。而这些，在日本的媒体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道。我开始反思，作为一名日本人，却不知道自己国家真实的历史，这种距离感和间隔感给我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次，一个越南留学生拿给我一张日文报纸。广告上写道：“在印度支那法语十分普及，我们可以学习法语，跟印度支那人交流。”这位留学生问我，印度支那人之所以会法语是因为曾被法国殖民统治，这是当地人的耻辱。“而你们日本人对殖民语言给当地人造成的影响没有正确认识，反而如此轻松地谈论！”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日本在历史认识上有差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成为我今后工作的动力，我要努力纠正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偏差。
刘连仁让我走上索赔路
记者：你是怎么走上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的？
田中宏：是受刘连仁事件的触动。当年，刘连仁在日本北海道被猎人发现，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当时，日本政府不承认事实，说刘连仁是偷渡过来的。后来经证实，刘连仁就是二战时期日本强掳过来的劳工。此事给我的触动不小，“中国人强制劳工思考会”就是在这个时间创办的。不久后，我便开始参与花岗劳工对日索赔。
记者：在中国劳工对日索赔事件中，经常提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其中真实记录了日本强掳劳工的事实和强掳劳工的官方数字，但这份报告当时被日本政府隐瞒下来，你是如何调查《外务省报告书》下落的？
田中宏：这份报告很重要，对中国劳工追究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来说非常宝贵。战争结束后，是美国人进行的一系列审判，他们回国时带走了相关资料。我就想，在美国的档案馆里会不会有这份报告书？于是，我几次去美国的档案馆进行调查，虽然都没找到这份报告，但找到了一份重要的资料，即日本外务省关于写这份报告的批准书，还有16名调查人员的名单。我们又根据这份名单，一个一个地去找，最后找到了4名调查员，在其中一名调查员的家中找到了《外务省报告书》原件。
记者：在你的履历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修改了日本的教科书，把花岗惨案的真实经过写了进去。那么，现在的日本国民对这场战争了解多少？
田中宏：肯定是有了解。但了解了多少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