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报道，11月25日，广东省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提出：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谁是“裸官”

　　关于裸官的报道，这两年已经有过不少。数年前商务部曾公布数字：“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外逃贪官大多是“裸官”。

　　加强对“裸官”的管理，并不是因为“裸官”本身特殊，而是他们在出事或腐败后，更容易和方便外逃。我们防止“裸官”外逃，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中国，而是他们有腐败等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却有可能逃脱制裁。“裸官”的要害不在“裸”，因此关键在于对他们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从这方面说，禁止“裸体官员”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有积极意义。

　　“裸官”当然需要管理，但让公众先知道哪些官员是“裸官”，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如果官员能隐瞒自己是“裸官”的情况，任职方面的限制就根本对其无用。加强干部任职公示，将所有官员的配偶、子女情况，乃至财产情况悉数进行公开，接受公众、媒体和有关部门的监督。这样的话，无论是不是“裸官”，都能既坦荡地做官，又能保持着压力，不能那么轻易地腐败。(李清江苏)

　　“裸官”这一形态的生成，显然出于对规避因腐败导致风险的现实判断结果。妻儿皆在境外，孤身在国内为官，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溜之大吉，这是“裸官”的真实写照。通过制度封堵“裸官”任“一把手”和重要职位，充其量只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职权腐败的几率和程度，但此举也隐含制度对“裸官”的不信任，既如此，又何必委以公职呢？

　　事实上，“裸官”的形成离不开较高的准入门槛。妻儿出境本就是一笔不菲费用，而在国外的住房以及维持日常开销其数目更为不菲。这也就意味着，要想成为“裸官”，首先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才可能铺好这些后路。而如果仅凭工资单上的那点收入，别说是前往那些高消费国家和地区，就是在国内置上一套稍好的住房，也会面临较大供房压力。既然这些资金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得来，那么，“裸官”一旦形成，某种程度上也间接表明，其庞大的前期投入资金很成问题。至于“裸官”后来在国内任什么岗位，会不会腐败另当别论。(禾刀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