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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局出资、10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即将正式营业,卫生局和志愿者们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同伴教育”(11月29日《新京报》)。
虽然“注资男同酒吧只为防艾”,但这一做法仍备受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有鼓励同性恋之嫌,更有人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钱。其实,与防艾宣传老“套”相比,大理市的做法不仅在态度上更为积极,在方法上显然也更为对路。
当前,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但政府力量在防艾上存在一个短板———很难走进目标人群。相比之下,由大多原本就是“圈中人”的志愿者组织发起的民间组织在这方面优势十分明显,他们能够直接深入“圈内”。
笔者以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在于“同性恋酒吧”,而在于由此衍生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防艾基金的使用,二是“政府主导”防艾模式下民间组织的边缘化。大理市卫生局注资的钱,是从当地的防艾基金里拿出的。这样的防艾基金各地应该也都有,这笔钱是怎么花的?产生了哪些防艾效果?会不会也存在“艾滋腐败”?
每到“世界艾滋病日”,我们总能看到政府主导的一些防艾活动,但由于对民间组织防艾作用的忽视,很多“政府主导”的防艾活动始终漂浮在表面上,以至于在公共场合发放安全套至今仍是重要的“保留节目”。
防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需赘言。而“政府注资男同酒吧”之所以能成为争议新闻,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背后反映的其实正是防艾工作更需务实的举措、有效的途径、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