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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学教育在全国兴起,天津相继出现了六宝斋、燕山国学馆、博约堂等国学教育课堂,以弘扬民族文化、挖掘传统文化内部的潜力和活力为己任,面向3至15岁的少年儿童,教授中国传统经典诗文及古琴、书法、绘画、诗词吟唱等内容,很受市民青睐。
“国学”热不是今天才有。上个世纪初,在大行“新学”的社会风尚下,一部分中国学者就开始对“新学”与“国故”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辩证思考,他们认为在推行“新学”之余,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重新认识整理,并将其中的精髓继续传播发扬光大。于是从上世纪初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各地在推崇“新学”的同时,也兴起了“国学”热潮。在天津,第一个公开的“国学”讲学机构国学研究社出现在进步道与海河东路交口,当年的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现二十六中学校内。一时间,天津的学界名宿会聚于此,传师论道,著名书法家余明善、龚望等都曾经在国学研究社学习过。
1935年2月25日,书法家陈隽如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学研究社”——本市唯一讲学机构》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6版,不是新闻版面,而是副刊版面。陈先生以亲身见闻,向读者介绍了“国学研究社”的一些情况。尽管不是新闻,但依旧在读者间引起强烈反响。几十年后,当“国学研究社”创办人李廷玉(实忱)的后人李希闵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由得感叹:“陈隽如这个文章一发表,慕名来上课的人迅速增加。原来在普通教室里面讲课,因为人多,不得不转到学校大礼堂,几百人一起听课,座位不够,还有很多人挤在通道上站着听课。”
77年前的“国学论坛”
21世纪,很多文化研究团体和机构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论坛,这些论坛偏重于学术性质,而大多出于公益考虑,对参会者资格不做过分要求。这样的公益论坛,对推进社会公众文化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其实,像这样的公益论坛,77年前就在天津出现了。
1932年,5月4日,天津士绅李廷玉联合本地学界名流,发起组织了天津第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研究团体——国学研究社。李希闵先生回忆:“我祖父李廷玉一生戎马,晚年回到家乡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他年轻时中过秀才,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稍有研究。民国成立后,社会上对新式教育非常提倡,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渐渐忽略。当时各个中学虽然都有古典文学教育的课程,但都比较缺乏师资,老师们本身也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比较欠缺。”
国学研究社后期曾出版《国学》月刊,在第一期的发刊词里,李廷玉道出了心声。“民国肇造以来,二十有六年矣。欲正人心,而人心日趋于险诈;欲厚风俗,而风俗愈极于卑污。试为参致此之由,实起于民三废经,民七废孔,有心人难怒焉忧之。”在李廷玉看来,废经废孔导致了人们道德失衡,所以尽快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和传承,刻不容缓。因此,他联合天津各界学者,倡导成立国学研究社,对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巩固和发扬。在成立之初,为避免“尊孔”之嫌,李廷玉在学社的命名上煞费苦心。经过多方征询意见,最后定名为“国学研究会”,终于得到政府批准认可。
在李廷玉的倡导下,津门名流张伯苓、李金藻、陈哲甫、郑菊如等纷纷响应,并主动担任授课。国学研究社社址在特二区三马路西头海河沿(原天津市第二十六中校址),当年的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内。李希闵先生介绍,“市立师范学校的校长是我二叔李邦翰。他很赞成我祖父做这个事情,于是就借用他们学校的教室,每天晚上等学生放学以后,开始讲授国学。”国学研究社自成立起,每天由名家轮流免费向公众讲授国学知识,直至“七七事变”才被迫停止。
全公益的“名家讲坛”
李廷玉对国学研究社的设想,是为那些上不起大学的人们提供一个免费修习中国古典文化的场所。本着“发挥旧时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的宗旨,对于国学研究社学习的门槛,李廷玉只做了“中学以上或年在十六岁以上,文理通顺”的基本要求。
“我祖父这个要求很简单,上了学的人,有学历的,你可以来听课;没有学历,上不起学的人,只要你喜欢中国古典文化,愿意来学习,也不会被拒之门外。所以开课以后,很多社会上的人来学习,他们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些人还是中学老师,但都会到这个研究社来听课。”李希闵九岁半上中学,也曾经在祖父的国学研究社听课,往事仍历历在目。
“当时的老师都是名家。陈哲甫讲《易经》,郑菊如讲《诗经》,我祖父李廷玉讲《孝经》和《四书》,陈翯洲讲书法。”李希闵记得的这些人里面:陈哲甫,名恩荣,又字蔗圃,清末举人,曾经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斋务长和教授8年;郑菊如字炳勋,天津乡贤,一生热衷助学,南开中学的那块地就是郑菊如捐出来的;陈翯洲则是著名的书家,津门许多名书家如胡定九、冯谦谦、王坚白、龚望、余明善、陈隽如等皆出其门下。
国学研究社,周一至周六,每天晚上7点至9点授课,周日下午3点至5点授课,每天课程分为两节,内容各不相同。1935年,陈隽如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的时候,基本记录了一个课程表:周一,钟蕙生《中庸》,金潜斋《孟子》;周二,裴学海《礼记》,吴杰民《音韵》;周三,孟昭芳《易经》(两节);周四,王维宸《尔雅》,李实忱《尚书》;周五,裴学海《春秋》,郑菊如《诗经》;周六,陈慰苍《说文》,吴杰民《周礼》;周日,吴杰民《庄子》,陈翯洲《书法》。
时至1937年《国学》月刊出版时,在国学研究社辛苦走过的5个年头里,授课教师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讲授《易经》的陈哲甫先生这时候已经去了南京;讲授《礼记》的尚子志先生也回乡;而讲授《春秋》《左传》的赵郓周先生则已经过世。
免费听课考试自愿
国学研究社因“三不收费”而闻名,不收报名费,不收讲义费,长期听学不收学费为大批贫困家庭的学子提供了求学的机会。李希闵先生回忆,“国学研究社不收一分钱学费,而有很多课程的讲义,还都是免费发放的。”陈隽如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所讲各课,除音韵、说文、书法、诗经由社随讲频发讲义,其余书籍须自购。”陈隽如这里所提到的“自购”,其实就是自己准备,并不是说像现在的某些教育机构,必须购买“制定教材”。
李希闵先生还回忆,国学研究社对学员的出席、笔记等没有要求,但一般情况下希望学员每个月能够完成作文一篇。“作文都是我祖父亲自批改,成绩优秀者还会发给奖状。”李希闵记得自己在国学研究社学习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尊师与“五服”的关系,得到祖父的称赞,并奖励他两元钱。“我就拿着这两块钱,去大光明影院看了场电影,《乱世佳人》。”
写文章一事,在陈隽如的文章中得以证实:“每月课文一次,由李实忱批改,题目由社颁发,纯系自觉,不能作文,亦不勉强”,另外,每学期还有一次考试“每年(学年)举行测验一次,各位讲师分别出题批改”,考试也属于自愿性质,如不参加,也不勉强,考试后“择优颁发奖状,以资策励”。
在国学教育上,李廷玉很注重与现实的结合,而并非一味地追古溯古,在《国学》月刊发刊词中,他明确表示:“勿蹈宋儒之辙”,“实事求是,躬行实践”,“尤应各加奋勉,勿再徒托空言”。
国学研究社所在的天津市立师范学校
创办人李廷玉
官商共捐的办学机制
天津旧时私塾
国学研究社自创办之日起,开办费由李廷玉个人承担,运营经费则由各发起人按月分捐。“虽然几位老师讲课不收费,但国学社的日常工作还要请人打理,而印发讲义,疏通关系,车马费用等,每月都不够用。所亏的钱,都是我祖父量力资助。为了把国学研究社办下去,我祖父费尽了心思。”
《国学》月刊第一期文章《述国学研究社艰难缔造之概况》中介绍,由于经费不足,经申请,教育厅每年捐资200元,教育局每年捐资200元。李廷玉担任其他学校校董期间,常常为了国学研究社的经费东拆西补,若有结余,就拿来转作国学研究社经费。但他一己之力终究难以支持太久。
而后,李廷玉通过个人关系,向长芦盐纲公所谋求每年资助2000元。李廷玉家族企业合丰公司首倡企业认捐,并主动认捐每年500元,另有德兴公司认捐每年1000元和裕蓟公司认捐每年500元。李希闵回忆,除公开认捐的款项外,“我们家的合丰公司地址大概在现在的文化街口,每个月捐100元。”
在众人捐助下,国学研究社从1932年5月4日创办,坚持了五年有余,到“七七事变”后,李廷玉心灰意冷,国学社停办。“日本人进来之后,听说我祖父曾经创办了国学研究社,他们很感兴趣,就多次派人找到我祖父,劝说和威胁他继续开办。我祖父虽然热爱国学,但却不愿意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所以始终没有继续开办,国学研究社在1937年就结束了。”记者马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