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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壳村”里无处安放的灵魂
这些惨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犯罪行为发生地大都是农村,嫌犯的身份多为中青年农民,多数情况之下,这些人还都曾经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刘爱兵就曾经到广东打工,而且作案的时候,刚刚返乡不久。人们在分析探究犯罪模式的时候,一个名为精神“空壳村”的定义跳了出来。
这些年来,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在农村出现了“空壳村”。而比“人去村空”的实体空壳更可怕的是,一些人的精神“空壳化”,以及乡村建设尤其是文化文明建设的“空壳化”。
乡村实体“空壳化”与人的精神“空壳化”,仿佛就是那空洞的树心,“徒有其表”。那树之心不仅是被时光掏空的,也是被人为掏空的。如果刘爱兵等人真是“精神病发作”(惨案发生后,当地警方称刘爱兵有精神病史),那么,对这样的病人的监管与治理,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农村也处于“空壳”状态。(12月14日《都市快报》)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潜在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反而需要带病艰难谋生,或者在各种社会矛盾中与正常人打交道。这不仅危害自己的人身安全,还可能危及无辜。解决这一难题,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新华每日电讯》12月14日4版)
中国农村的传统伦理道德理念本应是最为根深蒂固的,但如今却受到市场经济最猛烈的冲击。进城务工潮带来的空巢化,冲击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加之社会转型期,利益分配不均和多元生活方式带来更多的问题,而社会化解手法又缺乏,这都为凶案频发埋下了隐患。农民外出打工,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几乎不被关注的同时,受到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他们曾经认同的理念已然差不多被全部颠覆。可回到乡间,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又无从对接,他们一片茫然,灵魂俨然无处安放。于是乎在返乡之后,有人因为一点小事,就很容易走向极端。
论者马浩亮指出,连发的伦常杀人惨案,再次敲响警钟。如何构建有效的道德教育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切实认真地思考。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城市与农村本是不可分割的。张鸣教授说:“解决农民问题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精神文明,就没有中国的精神文明。
从根本上防止诸如此类弑亲惨案的发生,或许需要从更大的视野去审视,从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等全局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