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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英租界,其实非常的小。1860年十二月,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公使卜鲁斯看中了紫竹林周围的四百六十亩地,要求划为英租界。此时的英租界,四至范围大致是:东至海河,西至大沽路,北至营口道,南至彰德道。1897年,在天津土地上生活了将近40年之后,英国人开始显露出他们的野心。借德、日两国要求开辟租界之机,英国也提出扩界要求,即在原租界自大沽路向西扩展至胜利路北侧,扩充界面积1630亩,是原租界的将近四倍。不久之后,美国由于内战爆发,无暇顾及美洲大陆之外的租界地,于是在1902年,美租界私相授受,将131亩美租界送给了英国。
读者可能非常奇怪,说了这些,都与马场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密切。马场道原名马厂道,修建这条路,表面上看是英国人为了方便赛马娱乐而修建的道路,实际上是英国人为第三次扩展英租界划好的界址。
英国人最初的赛马场,地点在海光寺一带,后来又改到台儿庄路、大沽路一带,环绕比赛。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通过李鸿章取得了佟楼以南的大片土地。由于德璀琳身兼赛马会负责人,于是强占了200余亩土地,筹建赛马场,同时按照地理走向,建设一条直通赛马场的马路。赛马场建好没几年,英国人还没观赏过几次比赛,义和团运动就爆发了。义和团最恨洋人,冲进赛马场放了一把火,把看台付之一炬。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德璀琳就开始重建赛马场,这时候他提出来,英国人从工部局、英国球房工作娱乐之后,要到赛马场去,需要重修这条直达的马路。于是,由德璀琳领导的赛马会提议并出资,以“沟通马场交通”为名,在尚不属于英租界的地面上重修从英租界中心区至赛马场的一条马路,命名为“Race Course Road”,即“马厂道”。
“马厂道”初建时,南至佟楼南部赛马场,北延长至今浙江路与泰安道交口。中英双方曾经规定,路面由英国赛马会出资修建,但地基仍为中国所有,因此初建马路时还有中国警察站岗。后来由于军阀混战,英商贿赂当局逐步改为英租界巡捕站岗,无形中使马场道划入英租界。新中国成立以后,赛马场原址改为工业展览馆。1951年10月,第一届华北地区物资交流会曾在那里举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参观。此后,这里又改建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由于道路更名调整,“马厂道”的泰安道至今南京路段,改名为浙江路。南京路至天津自然博物馆的一段,仍名“马场道”,只不过将原来的“厂”字,改为了“场”字。马场道是天津租界地名中,唯一沿用至今的路名。
百年老路守护五大道之门马场道全长3216米,重建之后,引来了第一批建设者和居住者。1905年,一位德国武官在马场道的路南修建了一座带有浓郁西班牙风情的建筑,即著名的达文士楼。这座楼开启了马场道两旁兴建民居的序幕,也为日后整个五大道区域成为天津市内知名的居住区播下了第一粒种子。百余年来,无数中外名人居住在马场道,这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生活的印迹,也留下了他们学习、工作的脚印。
马场道作为五大道区域的门户,带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一位在五大道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告诉记者,从五大道整体规划来看,马场道两旁的“小洋楼”修建得最早,路南路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马场道路南,一部分属于英租界,一部分属于中国界,还有一部分属于徳租界,因此在马场道路南的旧时建筑中,多为大军阀的家宅。这些宅院坐北朝南,洋房前面有着广阔的庭院,而马场道一侧所开的门大多是仅供佣人进出的小门。随着历史的变迁,马场道路南的“豪宅”今天大多已经不见踪迹,只剩下刘冠雄旧居依稀可见当年奢华生活的影子。而路北的建筑,则以形制相对小一些的单体别墅、连体别墅和连体公寓住宅混合而成。路北的业主也相对复杂,有下野的官僚,也有富裕的商人,还有部分收入丰厚的“高级白领”。对于马场道的老居民而言,路北业主的不同阶层,最能体现五大道居住区“平等”的特征,只要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公众一致的生活准则,便可以在这个“高档生活区”内追求属于自己的舒适和安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阶层区别,使得马场道路北的业主很容易形成相对集中的生活圈子。如安乐邨,曾经居住过多位名医,因此又称“名医邨”;再如绿色院墙的“东北大院”,大部分居民都是来自东北的生意人。
与五大道区域内其他街道不同,马场道是当年唯一附设少数商业设施的街道,“西湖饭店”曾经风靡一时。在这一点上,同样反映出马场道的开放特质。马场道同时也是新式教育的开放地,天津工商大学、圣功女中以及中国第一个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都在马场道留下了它们的印迹。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建筑物已经从马场道的地图上消失。本次寻访天津小洋楼,马场道上我们选取了名人故居18处。
天津“小洋楼”“小洋楼”是近代天津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的代表,我以为,也可引申为近代天津的代名词。
为什么呢?
天津“小洋楼”,是相对于闻名世界的北京“四合院”而言的。
以院落为中心的四合院,一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空间是闭合式的。以多层建筑为特色的“小洋楼”,院落在楼的四周,通过围栏可以透绿,空间是开放式的(至于国人入住,把围栏改为院墙,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有百余年历史的天津“小洋楼”,有资格与具有近千年历史的北京“四合院”相提并论,并驾齐驱,正说明了近代天津城市成长的特点和她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天津“小洋楼”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当时,诸多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使我们很难在一时间的云里雾里看清她的全貌;正如同酸甜苦辣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却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一样。因此,天津“小洋楼”的历史曾经是沉重的。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近代社会遇到了两大危机,一个是民族的独立的危机,一个是国家现代化危机;原本可以各自行进的历史轨迹,却在中国相遇结伴,“小洋楼”就产生在这样的年代。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取得了独立自主,民族独立的危机消失了;可是在这一进程中,百余年间的现代化积累并没有消失。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和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过去是、今天仍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节点,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只是这个节点和窗口的性质有了根本的变化,而“小洋楼”正是这
种积累和变化的历史见证。也可以说,天津“小洋楼”的历史还是深沉的———每幢小洋楼的背后,都有一个雕刻着岁月痕迹的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小洋楼”曾走过生命中的艰难路段,时间犹如幽咽的泉水,悄无声息地从她身边默然流过。一座座“小洋楼”就像一朵朵寂寞的花,开在无人关注的角落,处在迷失的边缘,甚至宁静地被遗落在世外,在时间浪花的冲击下,花自凋零水自流。
然而,时间毕竟是一种变化的节奏,而变化又是一个社会永恒的主题。近三十年来,我们最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互动中,表达出了一个民族应有的价值理念。天津“小洋楼”以其存储的记忆,以其永恒的沧桑感和难以拒绝的艺术冲击力,使我们深刻感触和领悟到她的价值,她那饱经沧桑而又溢满历史的恒久价值。
因为怀念,所以美好。行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一幢幢既传统又时尚,既质朴又浪漫的“小洋楼”,会使我们愉悦地徘徊在时光的流变中,会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浪漫的艺术洗礼。“小洋楼”最终以其唯美的情结,让工作紧张、精神疲惫的我们心旷神怡。
人世间无法重构过去,却可以重新开始。如今,天津“小洋楼”经过时光的砥砺而愈显精粹,已经成为一座座充满象征意义的文化地标,成为我们这座城市通向全国的窗口,通往世界的桥梁,终于在城市生命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永恒。
这就是天津的“小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