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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让笔者产生这样的思索。
一件事是曹操墓的发现,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引发争议;另一件事是天津的篆刻家、西泠印社理事孙家谭在天津博物馆搞了自己收藏的古玺印展。前者的争议源于墓穴缺乏最关键的实物来证明它是曹操墓,而孙家谭的古印玺印有的恰恰填补了史料的空白,确证了一些史实。
外国人的墓“金玉其外”,如在墓前设计墓碑塑造铜像构思碑文,没听说棺木里除尸体外还置放什么;而中国古代的墓外表都是个土包子,里面却装着一个奢侈华贵的“世界”。于是中国坟墓滋养了两大行业,一曰考古,二曰盗墓。正因为盗墓是一个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专业”,不知挖断了多少“历史的链条”,使得本来异常丰盈可以说明历史的陪葬物被挖得支离破碎,乃至片甲不存。
天津的孙家谭曾作为第一发现人,保护并确立了内蒙察右前旗的“庙沟子新石器聚落遗址”,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基于本身考古方面的基础,近几十年来全力搜集古印,如他收集到的金元时期的“印造钞引库印”、“隆安府合同”、“南京合同”等印,填补了金朝纸币用印的空白。都知道从宋代的“交子”纸币开始,我国是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而这些印鉴恰是在纸币上盖章而后生效的公章官印,从而把宋金纸币用印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收藏和考古是两回事,但它们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收藏的保值升值和学术研究又是两回事。前者靠财力靠知识,而研究最终要靠境界。由此又突发痴想,曹操大墓虽推断说是不封不树的薄葬,但内中陪葬也少不了,如果谁能把一些“烟消云散”的殉葬品,像有魏武王字样的东西出示一下,对确认此墓主人将是莫大的利好。谁来填补考古的空白,谁来为中华五千历史作史料史物的填充?呼唤各个品类的学者型收藏家,更呼唤收藏家境界的回归。(姜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