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快到了，烟花爆竹摊的出现，让津城的年味儿日渐浓厚。街头人群熙攘，但护工韩姐的心气儿却没那么高———这个春节，她又要在病人家度过。此时，位于河东区二号桥的钢厂宿舍就是她的落脚地，一名七旬老人正等待着她的看护。当护工6年，韩姐把病房和病人的住所当成了自己的家，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不仅平时日日相伴，就连过年这个家家团圆的时候也不例外。

　　谁不想回家过年呢？可对于没父母、离了婚又需要钱的韩姐来说，那不太现实。护工的工作繁琐而辛苦，每个人都相似；可每位护工的人生和命运，又是那样的不同。

　　新闻背景

　　来自市老龄办2009年统计数据表明，天津老年人口162.99万，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6.82%，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但在天津，养老护理员、护工的缺口很大，而且在职护工普遍 存在职业技能水平不高的问题。护理学专家认为，一名普通护工也要具备基本的医学技能、服务技能和心理沟通技能。市民政局去年开始培养养老护理员，壮大养老护理服务队伍，预计到2012年，天津将发展养老护理员10万人。现在从事养老护理员、护工而没有取证的人员，都将分批分次陆续进行培训、取证，并计划逐步提高护工的福利待遇和薪金水平。

　　“生病的老人就像刚落生的孩子，处处需要照顾。”

　　清晨，天未见亮，众人还在酣睡，而钢厂宿舍的一间“直门独”里却传出阵阵冲洗声，此时的韩姐早已醒来，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奶奶前些天还能坐着，这几天不太好，一直卧床。”长期看护病人，经常不喝水的韩姐嗓音很沙哑，她把头发简单地挽起来，端着水盆往返于卧室和厕所之间，熟练地垫高老人的枕头，灵巧地为老人擦脸、刷牙，她的双手异常干净，手背因为经常沾水而裂开，“这手总得过水，搽凡士林都白费，干脆不搽了！”搓了搓手背，韩姐帮老人翻身，顺势把一副医用手套戴上，又摆了摆手，示意记者先离开卧室。大约半小时后，韩姐快速从卧室走出，随即将门紧闭。“人老了，就是这样，你不能嫌弃他们，拉尿都不能自理，多可怜！”端起一盆温水，韩姐又钻进了卧室，“咱们好好洗洗，呆会儿我再给你垫上纸。”一边擦洗粪便，韩姐一边像哄孩子一样和老人交谈，她说生病的老人就像刚落生的孩子，处处需要照顾，脏和累是难免的，护工必须习以为常，老人由于血栓导致肢体麻木，这种毛病很常见，也容易导致人卧床不起，长期不能运动，大小便问题很难解决。韩姐要帮老人垫上成人纸尿裤，随时换洗，有时老人大便干燥，韩姐要亲手帮老人推开塞露，“像是奶奶这样，一周都不能大便，我就得下手帮她抠出来。”

　　韩姐笑道，这种工作年轻孩子做不来。“老人也是人，有脾气，有自尊心，像是给老人排便这种工作，不是下了决心就能做好的，护工时常要学会哄着老人，让他们接受各项护理，有的老人就很倔，宁愿弄得满床都是屎尿，也不准别人碰。”韩姐说，在沟通上，她有自己的秘诀，由于爱说爱笑，她没事就陪着老人聊天看电视，时间长了，老人们都把她当亲人看，接下来的护理就不成问题了。

　　“我没父母，照顾他们，就跟尽孝一样；如果没他们，我去给谁做伴？”

　　像是眼下的这位老人，属于全护理的病人，韩姐要给老人擦洗身体，按时喂饭吃药。一上午过去了，看着老人开始打盹，韩姐这才放下心来小憩。“我命里注定要做这一行，我离不开这些老人，如果没他们，我去给谁做伴？”

　　提到家庭，韩姐显得黯然，父亲在她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母亲在她22岁那年也因病去世。11年前的离异，让韩姐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而需要护理的病人，大多是年迈的老人。韩姐成为护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护理一个老人，经常要好几个月，处着处着，就有了感情。”对于病人，韩姐总是掏心地去对待，“照顾他们，就跟尽孝一样，我没父母，但能了解照顾父母的心情。”话语间，韩姐道出了自己的苦闷，护理老人，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满足一种对亲情的渴望。

　　“我们当时生活在一起，俩人的压力都大，与其这样，不如各自求生存。”

　　韩姐本名韩爱琴，45岁，1999年离异，女儿17岁，跟随父亲生活。韩姐说，在做护工前，她也有工作，也有爱人。但是，多年来的一些变故，让她最终选择了现在这条路。如今的她已经在这个社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精神归宿，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些需要照顾的老人。

　　从1985年开始，韩姐一直在纺织厂做织布女工，2000年，正在清扫厂房的她遭遇意外，右手被机器严重压伤，中指粉碎性骨折。2002年，被买断工龄的韩姐正式下岗。“我父母都是知青，我是在河北省衡水武强县出生的”，韩姐回忆道，自己是在13岁时回到的天津，14岁才有了户口。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她小学毕业时，已经16岁了。“我没有文化，只有做护工这一条路可以走。”韩姐说，做纺织工时，她经人介绍对象，最终结婚。到1999年，由于丈夫长期无业，她再也无力负担全部的生活费用，重压之下，她只能选择离婚。“我们当时生活在一起，俩人的压力都大，与其这样，不如各自求生存。”韩姐说，由于前夫家中还有些亲戚，她答应让女儿跟随父亲生活。但前夫只是享受低保待遇，根本无力供女儿读书，“孩子17岁，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提到这一点，韩姐的眼圈红了，“我每个月最多能赚一千多块钱，孩子不能上学，我心里难受！”韩姐说，现在的状况已经非常困难，如果自己再不工作，恐怕连几百块的生活费都无法支付给孩子。“我能干的，就是拼上自己的命，多赚些钱，尽量让孩子有机会学点技术。”韩姐说，现在的她整日忙于看护病人，两三个月才能见上女儿一面，这让她心中充满愧疚，她希望在女儿18岁前，能够让孩子干上一份正式的工作，以后不要挨饿。

　　“我干了6年护工，没在家里过过一次年，家已经不像家了。”

　　韩姐也有家，就在月牙河建设大街的一间小平房，长年在外做护工，吃住都要跟着病人走，这个所谓的家已经空了好几年。“我干了6年护工，没在家过一次年，家已经不像家了。”韩姐语速很慢，眼神充满了落寞。2002年，她通过朋友进入了和平区疗养院，第一个工作就是负责看护12个老人，在此期间，韩姐又接受了一系列培训，拿到了健康证，此后，她便开始了护工生活，一干就是6年。

　　陪护是一项特殊的工作，有时需要在住院处留守，有时需要在病人家长期看护，韩姐说，这6年，她几乎住遍了河东区的每个大医院。“病人的液输完了，我得替他们拔管，怕监视器出现异样，我也要死盯着。”韩姐说，有些危重的病人时刻都可能出意外，她只能24小时看护，随时通知护士，有时看见病人打盹，她才敢眯一会眼。“在医院没有床，我只能坐在凳子上打盹，有时倚着楼道的窗户也能睡着了”，韩姐说，在医院看护的过程中，她也曾目睹过生离死别的场面，有些老人，是她亲自送走的，家属从不把她当外人。“我看护的病人过世了，我就帮他们擦最后一次身，给他们换衣服。”韩姐说，干陪护其实不该掺杂太多感情，但她始终做不到，有时目睹老人离去，她甚至会忍不住哭出来，“曾经朝夕相处的人突然没了，心里多少都会难受！”

　　“我也想和闺女过一次春节，但这不太现实。”

　　一眨眼已是下午3点，见卧床的老人醒了，韩姐立即到床头抚摸老人的额头，随即拿出一个小本子。

　　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吃药的时间，其中还夹着一张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她一边给老人垫枕头，一边拿照片给记者看，“我挤出钱，全是为了她，我知道，我的心没全用在孩子身上”，韩姐说，这几年，她先后在和平区疗养院、河东区第一工人疗养院当护工，每个月的收入至多1500元，每年年底，她还要自己负担1700多元的失业保险费用，能给孩子的，其实非常有限。“我现在趁着自己还有力气，就要多干活，我有手有脚，不能单靠吃低保活着，我还有孩子！”提到春节，韩姐说，起初的几年，因为自己总不回家过年，女儿经常与她闹别扭，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怎么来往，直至近几年，孩子越来越成熟，慢慢也就体会到了母亲的辛苦，不再和她闹别扭了。

　　除夕快到了，韩姐开始忙前忙后地打扫卫生，“今年很可能陪着奶奶过年。”尽管老人的家属不少，但他们仍然欢迎韩姐一起过年，“我也想过去和闺女过一次春节，但这不太现实。”韩姐说，合家团圆对她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而她今后要走的路，就是把护工这份工作干下去，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傍晚，盼着过年的人们行色匆匆，大家都提着各式各样的年货，望着街头的场景，韩姐沉默了一阵，随后拿出一大包干果，硬是要塞给记者。除夕夜，与家人团聚，一起守岁，这一切对韩姐来说只是个梦，韩姐说，要改变命运，除非奇迹出现，如今，她能够坚守的，除了眼前卧床的病人，就只剩下护工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除了这些，她早已心无旁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