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天津的城市性格，我们之前提到了“热情”和“正义”。善心和善举，与这座城市当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提到善举，海河水哺育下的天津人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各种行善的方式中，天津人似乎对于“兴学助教”更加情有独钟。在“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选择上，天津人更愿意去彻底救助一个人。因为我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真正的爱心，不是帮一个人生活，而是助其成就人生。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云兰从事慈善活动研究多年，她认为天津是南北通衢，人口密集且流动频繁，清末开埠较早，辖区内有九国租界，欧风美雨冲击之下社会变动远较北京为早为大。在华洋长期角力之下，新的社会稳定结构迟迟未能建立，境内普通百姓生活也受波动影响。此外，中外竞相建设之下，天津很快成了经贸繁荣的繁华大都市，周边各省遇有天灾人祸，灾民纷纷拥入乞活。这些因素都导致天津的民间慈善活动始终走在北方前列，同时也使得天津民众最早接触到西方慈善思想，并且在慈善观念和慈善救助活动上最早体现出现代特点。

　　任云兰以清末天津较知名的慈善机构广仁堂为例，解读了天津民间慈善救助行为从“施善教化”转型为现代“教育救济”的特色。广仁堂成立于1878年，为“官督民办”的慈善团体，具体倡办、经营者是苏浙皖三省旅津巨商王承基等人。与清末江南地区的清节堂相似，天津广仁堂的宗旨也是防止穷苦妇幼“失节弃鬻”，救济守节寡妇、抚养教育幼童是其主体善业。

　　民国建立前后，广仁堂慈善功能从守旧的“施善教化”转型为现代的“教育救济”，成为新型善堂。首先，民国建立不久，广仁堂即改革旧的“总董制”，建立了现代董事会制度。由苏浙皖在津会馆各推举3人为董事，组成9人董事会；再选出常务董事3人；最后从3人中选出1人为董事长。董事会为善堂最高领导机构，每月开会，讨论所提议案，过半与会董事同意才能通过。年终，“开三省会馆董事联席大会，报告一年内工作情形及堂内经济状况”。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广仁堂继续存在、发展并完成善业转型起了很大作用。举例而言，董事会在经济上的群策群力，不仅救活了清末设立的女工厂，使其扭亏为盈，而且还增设了男工厂，使堂中男孩可以学艺做工，最重要的是保证了慈善教育经费的供给。其次，堂内学童的学习内容有了根本变化，以前是弟子规、小儿语、四书五经，强调“圣贤精义皆在四书五经，每读一经随读随讲”。民国后学童主要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国语、艺术、音乐、体育等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堂中的女子，在堂属女校中除学习识字、女红之外，也学习国语、算术、自然、社会、公民、音乐、体育等课程，在教育上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这对广仁堂这个原本维护“男尊女卑”传统礼教的清节堂来说，是个质的变化。该堂还努力把经营重心由收养青年寡妇转到教育孩子上，认识到过去“慈善事业偏重养而忽于教，流弊所极将养成无业游民”，表示善堂“当初本注重收养嫠妇，今因社会潮流，已拟改变方针，除已收养者外，拟不再续收，而以此款为救济贫苦儿童之用，并补助其教育”。以后广仁堂也朝此方向持续转变，并成为著名的孤儿慈善团体，1949年后遂被改为天津儿童福利院至今。

　　慈善机构的改革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转型起到了样板的作用。从民国初年开始，天津的士绅阶层逐步认识到“教育救济”对于改变贫民自身生活和改变中国未来具有重要作用。因而，社会上各种形式的义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士绅们对于慈善义举的追求已经不满足于施舍钱财食物，他们更愿意从精神上去资助他人。这种具有“识大义”的善举，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因此在天津这个城市中，“兴学助教”之风盛行百年而不衰。

　　由于媒体的误写，老人的名字被写为“白芳礼”，而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其实是“白方礼”。然而，被误写的“白芳礼”这个名字不仅被天津人熟知，更与“支教”一词联系着，感动了全中国。

　　白芳礼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他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新中国成立后，白芳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同时，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并支援侄子上了大学。老人一辈子不识字，但就喜欢知识，更喜欢有知识的人。

　　1987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的白芳礼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的经历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那一天，白芳礼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家长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他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是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孩子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才能让孩子们上得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八十块的，不过就是真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为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那天之后，老人决定“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白芳礼从此在支教的道路上一走就是十几年。老人蹬三轮车的时候，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来像个乞丐。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节省。他的饮食极其简单，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加一瓶凉水，就一点点咸菜。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白芳礼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老人好多年不住在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售货亭为家，所谓“床”，只不过是两摞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

　　白芳礼节衣缩食把自己蹬三轮车的所得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1988年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5000元，1989年为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800元，1990年为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会捐款2000元，1991年为天津市、河北区、津南区教师奖励基金、北门东中学和黄纬路小学等，共捐款8100元。1992年为“希望工程”和家乡白贾村小学，捐款3000元。1993年，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1994年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捐款1000元。

　　曾经有人计算过，白芳礼捐款金额高达35万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白芳礼从没想过要得到回报。捐助的款项，也大多是通过学校和单位送到受助学生手里的，老人从没有打听过学生的姓名。有人试图在老人那里找到曾经被资助的学生名单，但只发现一张他与几个孩子的合影——这是唯一的一张照片。当问老人对受他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的回答很朴实：“我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为国家做贡献。”

　　2001年，白芳礼捐出了最后一笔钱。年近90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也无力再“经营”他的“支教公司”了，就在车站给人看车，还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捐出这笔钱以后，老人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在2004年新年钟声敲响以前，老人对来看他的人们说了这样的话：“我现在一个月只有600块钱的收入，能力有限，明年如果我的收入能再多一点，我一定会资助更多因为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

　　提到兴学助教的社会团体，天津市慈善协会的工作人员立刻推荐了“大田”。

　　大田集团的领头人王树生出生在天津市一个普通职工家庭里。家里有兄弟姐妹共5个，男孩儿中他排行老大。他小的时候，父亲因病长期在家休养，家里的全部开支都靠在绣花厂工作的母亲50多元的工资。王树生记忆中家里最难、最苦的日子是“节粮度荒”那几年，父亲领着他到市边的公路旁摘树叶、拔野菜，然后母亲把洗净的树叶或野菜掺和着棒子面做菜团子，尽管如此，全家人依然是半饥半饱，有一顿没一顿，或多或少地都患着浮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曾多次看到母亲把刚蒸好的菜团子递给上门乞讨的人，也看到过父亲把端在手里的粥，倒给了伸进门的茶缸里。

　　有一次，他忍不住问母亲：“把菜团子给了别人您吃什么？”“妈少吃一顿不要紧，你没看那要饭的多可怜，他再没东西吃就顶不住了。孩子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别人有困难，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做人得有善心。”当然，母亲不会想到，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会深深地刻在儿子幼小的心灵里。王树生说，那时虽然并不懂母亲所言中更深的道理，但是看到父母亲那一次次的做法，他懂得了对于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等闲视之。

　　大田发展了，王树生爱的愿望也在悄然延伸，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围人说：大田的财富取之于社会，应该回报于社会，让每一分钱都用得有意义，就是我追求的最大满足。怎么才能让每一分钱用得有意义呢？无数个夜晚王树生辗转反侧，思索着把钱用在哪里最有意义、最能回报社会。思绪牵引他回到少年时代，他曾那么渴望一位住在台湾的亲戚能资助父母一回，让他们的子女能够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可是等啊等啊最后什么也没等到……等到的只有失望后万念俱灰的心酸。王树生想，假如那时家里能获得一些资助，他家的生活也不至于那么艰难，他也不会留下一生最大的遗憾——没有正式读大学。

　　1998年1月的一天，王树生无意在《天津日报》读到一篇记述天津一中学生安金鹏的报告文学，这个出生在武清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不仅有顽强的毅力，而且学习成绩还那么优秀，在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金奖。王树生说当他读到“安金鹏的学业在长进，生活水平却因为贫困而降了又降。别人每月生活费用都在200至300元上下，而安金鹏每月60到80元也难保证。为了不让儿子饿肚子，妈妈每月步行10多里路，到平安镇自由市场以1.2元1公斤批发10公斤方便面渣给儿子送到学校……”这一段时，眼泪夺眶而出，捂住脸读不下去了。妻子问他怎么了，他把报纸往妻子的手里一塞说：“你看看吧！”不看则罢，看完报纸妻子姜红霞也落泪了，那天晚上他们围绕着这个孩子谈了很久。也正是在那个晚上，王树生锁定了自己资助的目标——捐助希望工程，用自己有限的力量使需要帮助的孩子和老师得到资助。“再穷不能穷孩子，我们的教育不能掉下来，孩子没钱读书不是孩子的错，是父母、是社会的错。我们再不能错下去了！先富起的人要站出来帮一帮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

　　2001年，王树生向天津市慈善协会表示，自今年起大田集团每年通过慈善协会捐资教育100万元，他说：“我知道对于需要帮助的孩子和老师，对于需要创建和维修的学校来说，100万元也许并不很多，但是我希望通过大田集团的帮助，能圆一些孩子的读书梦，能成为一些孩子成才的一段阶梯。如果是这样，大田的钱就用到了刀刃上，就用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