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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恺(1883-1965)字建章,河北永清人,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1902年,杨文恺被保送至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深造,毕业后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振武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军职。1915年调任湖北督署军务科长兼汉阳兵工厂总办,后加入孙传芳部,成为其主要幕僚。1925年任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次年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1927年去职后,长居在天津做“寓公”。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员,1965年病逝于河北路的林东大楼。
作为和爷爷最亲近的孙子,杨林没听爷爷提起过他的把兄弟孙传芳、卢香亭、周荫人等人,也没听爷爷提起过他在北洋军中声名显赫的岁月,更没见过那两份委任状。在他的记忆中,爷爷只是一个当过兵的老人,和寻常人家的爷爷没有太大的不同;爷爷那些叱咤风云的往事,都是他成年后才慢慢了解到的。
1927年是杨文恺生命中的一道门,把战火、纠葛、荣耀与纷争都关在了门的那一边。门的这边,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景。
人豁达,成“寓公”无落差
杨文恺任汉阳兵工厂总办时,收入很高。“小时候听家里的大人们说,到年底,大洋得两个人才能抬进来,简直不可想象。”杨林说:“但我爷爷比较节俭,从不铺张浪费,钱都买成了房子和土地。”
就是用那笔钱,杨文恺在老家买了土地,在天津买了房子。1927年搬到天津时,杨文恺先住在现河北区进步道,之后才搬到当时的大理道晓园2号。
杨文恺娶了两房太太,有12个孩子。因为房子小,大夫人带着一房儿女住在成都道昭明里,他本人则和另一位夫人刘文慧居住在晓园。杨文恺生活俭朴,经常步行至昭明里,用过午饭即回,很少在那里过夜。
“听父亲说,当时男孩儿都住在三楼,六姑和已经结婚的二伯住在二楼,爷爷奶奶住在一楼。还有些附属房子,里面住着厨师、裁缝和车夫。”孩子多,花费大,仅仅靠积蓄养家,生活每况愈下,等杨林懂事时,楼里已经是另一番光景:“那时叔叔们都长大成人奔赴各地,只有六姑结婚后陪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房间就空出来了。爷爷把一楼租给了吴五爷,据说也是军阀的后代,把二楼一间小点的房子租给了一位从新加坡回来、在大学教书的申老师。”
从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变成了“寓公”,从过年时两人抬大洋到把房子分租给他人,杨文恺从没有抱怨过。“他这个人特别乐观豁达,也没觉得出租房子是什么丢人的事。他觉得既然自己没能力了,孩子们也都走了,租就租吧。爷爷跟吴五爷和申老师处得都特别好。”杨林回忆说:“节粮度荒那阵,我们去爷爷家都带着米和面,不然添了四口人,他们承受不了。我有一个大姨妈在香港,时不时寄来些美国奶粉、罐头,拿着这些东西去看爷爷奶奶,一起吃饭时,就会感觉生活还是很丰富的。那时候,爷爷仿佛就特别高兴。”
规矩大,孩子得说家乡话
虽然日子不比从前,但家里的规矩还是很大。杨林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过年时的情形。
“虽然家境衰落,但春节的排场很大,所有嫁出去的姑姑和在外地的叔叔伯伯都必须要回来。爷爷家有很多瓷缸,家里的佣人会蒸很多馒头、花卷、豆包、枣卷存在里面,但是几十口人,你吃一个我吃俩,一缸也吃不了两天。床上睡满了人,两个樟木箱子可以拼成一张床,再住不下,地上铺床褥子也能睡人。二楼摆着供桌,12点一到,大家都要在那儿行礼,纪念先人。”
平日里杨文恺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杨林的父亲杨世谦是杨文恺的三儿子,平时说普通话,但是跟杨文恺夫妻讲话时,必须得说盐山话(杨文恺的家乡话),杨文恺本人,更是一生乡音未改。杨世谦到了而立之年,杨文恺还只叫他的小名,高树勋等好友也一起记住了“三秃子”这个乳名。杨文恺很疼孙子,每次都把最好吃的留给杨林兄妹,但从不许孩子们把一个米粒掉在桌子上,碗里也不许剩。“爷爷是农民出身,对粮食特别爱惜。每次我掉了米粒,总会赶快捡起来吃掉。”杨林说,这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但是杨文恺并不是一个“封建家长”。他自己文化不高,只跟教私塾的父亲念过几年书,但分外珍惜能学到文化的机会,写得一手好字。他重视子女的教育,大女儿曾赴英国留学,儿子们也大多大学毕业。对妻子刘文慧也是敬重有加,把家交给妻子打理,从不搞“一言堂”。
忆往昔,80高龄口述历史
日本侵占天津后,几次请杨文恺出山,但无论威逼还是利诱,杨文恺始终不为所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举为政协委员,后成为天津文史馆馆员。
据杨林回忆,做文史馆馆员时,杨文恺已经年过花甲。但是老人想把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写下来,尽自己的能力去还原一段历史。杨林的外公程海鸥是天津盐业的老人,这老哥俩经常坐在一起回忆那逝去的日子。写不动了,就改为口述。他写的《孙传芳的一生》《我所知道的陈调元》《我在汉阳兵工厂与曹吴的关系》等文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那时的杨文恺,会想到他帮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谋划策的岁月、在汉阳兵工厂任职时的日子、辅佐孙传芳建立反奉联合战线的奔波吧……甚至,他也许会想到入伍之初。那时他是连长的文书,连长外出时坐马车,他在马车的踏板上站着,车一颠,他从马车上摔了下来,爬起来后,土都不拍,跳上马车又是一个立正……
那时,他还年轻。
探访晓园
走进晓园是在一个阳光照耀的午后,六栋楼全部大门紧闭,只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问她是否知道这里曾住过一家姓杨的,她摇摇头说刚搬来不久。
是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早已人事皆非。
当年晓园旁边的空地,如今已经高楼林立,晓园也不复昔日的风采。褪了色的砖墙,生锈的门牌,掉了漆的大门,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中,放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突兀,唯独在这里能显现出沧桑成就的价值。
当年的孩子也已年过花甲。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杨林在天津商业大学工作时,学校的班车站就设在晓园对面。当他还是孩子时,每逢去晓园,总愿意跟邻居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玩,很少去注意在小楼里凝望他的老人。如今,天天面对晓园,里面的人却已不在。往日的记忆涌上心头,慢慢定格成一幅画,画中是那位爱留光头、腰板挺得笔直的老人的形象。偶尔提及往事,老人说的也总是他当小兵的日子。杨林从那位老人身上传承来的,除了笔直的腰板,还有做人也要同样正直。两年后,班车站从大理道迁至马场道,杨林很少有机会、有心情再去探访晓园。
日暮西斜,那位晒太阳的老人收起马扎,走进如今的晓园3号楼。朱红色的大门一关,把喧嚣隔在了门外。
档 案
杨文恺旧居
大理道晓园
特点:1947年由德茂恒烟酒罐头进出口行陈汉杰营建,由于该地面积不大,故名“晓园”。其一条主巷中间横交三条支巷,成“羊”字形。建筑均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现代风格,房屋典雅,窗套门套别具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