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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北京市的普通住宅平均租赁水平经过数月的上涨达到2947元/月,已经超过了2009年北京应届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2472元/月。(《新京报》)
人,总是渴望着幸福的,既然生存压力如此沉重,那为什么,不用脚投票,收拾起行装,关了住租屋里的灯光,去生存压力不那么沉重的地方,去追逐自己平凡而美丽的梦想,去抓握住属于自己的幸福呢?当更多、更加多的人选择告别北京,“挥一挥手,不带着一片云彩”,北京,便慢慢要变成一座空城,一座死城。
而中国的城市,却大致上,还没有陷入这样的焦虑与恐惧中,所持的,不过是行政性质的社会资源的选择性配置,包括庞大行政支出的猬集,包括强大的行政审批力量的保护,包括生产型的征税模式造成了税源猬集,包括优质的各项公共服务资源的选择性供给,例如极其盲目地将几十、近百座大学配置在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包括集全国、全省、全市之力在特定城市不断举办各种大型的文体活动等等,在剥夺掉绝大部分地区公平竞争、共同发展机会的同时,迫使更多的人离乡背井,向特定城市猬集而去,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尽管,如同彭德怀元帅当年眼见民众的生活困难,长叹说:“中国老百姓太善良了,太好说话了”,今天,想一想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据说都称得上中国奇迹了,再想一想普通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感叹于普通中国人的勤劳同时,也令人生出同样的慨叹:“中国老百姓太善良了,太好说话了”,居然能够忍受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能够不断委屈着自己,去接收条件极其恶劣的群租,去“包身工”一般地忍受超长时间的加班。
于是,与众不同的,中国城市的发展,竟基本体现为各种社会资源的选择性配置的不公平程度,与普通公众“太善良了,太好说话了”之间的博弈。中国的城市,越是更不公平地在社会资源的选择性配置中获益更多,或占得先机,越是有发展的机会。所以中国实际的城市化,并不成其为整体的城市化,却空前可怕地形成为特定城市的无限大城市化,但凡公众还能够委屈着自己“太善良了,太好说话了”,就能够持续着畸型发展。
但无论人能够坚忍到何种程度,终究是有底线的;无论行政力量强悍到何种程度,能够主导的社会资源选择性配置的不公平程度,终究也是有极限的,到得临界点,便是雪崩。特别在技术愈加发达、物流倍加方便的今时今日。
这一座城市里,一栋普通住宅的平均租赁水平,居然就远远超过了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水平,以及还能够为我们所经常看见的,个个反映着普通民众生存压力巨大的数字一起摆在我们面前,是否意味着,它已经处于了雪崩的前夜?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城市化,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城市化,必然是整体性的,因此决定了在畸型大城市化后,中国必然经历一次大规模的反大城市化,以最终完成自己的、整体性质城市化,其间,无数的社会财富注定要烟消云散。
应对的办法,于整体上,尽快结束各种不公平的、行政主导的社会资源选择性配置制度之外,于各座城市,便是量今日之人力物力,尽可能去补偿——是补偿以至赎罪,而并非恩赐——“太善良了,太好说话了”的普通民众、相对弱势的劳动者,使得他们终于能够在辛苦工作的城市里活得像个人样,愿意原谅城市此前的冷酷,愿意继续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下去,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城市在未来的、必然面临的公平竞争中的张力,以尽可能减少在必然来临的反大城市过程中的社会财富损失。
否则,便只好在未来的某一天,面对着一座座空城,哀呼北京,或者我们熟悉的某一座城市的名字,明知而故问它们被谁抛弃了。作者: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