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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干的?一个13岁的女孩,一名正上初一的女生,竟然怀了孩子!
“父亲”是18岁的男人。
她从一个对世界毫无认知的女孩,到将“生命看得淡薄”的“女人”,过程仅仅两年。
家庭支离,环境破碎。少女的成长面对着两个家庭的焦灼,和一道社会道德底线的鸿沟——当她怀孕的时候,有人自责,有人抱歉,然而谁来负责?
逃学
思明所在的学校,处在城市边缘。它的周边还有几所中学,由校园经济衍生的网吧星罗棋布,成为这一片地区最有“活力”的娱乐场所。思明和她的朋友是这里的常客,朋友大多不上学,没有太多经济基础,弄钱上网打游戏成了生活的全部。
而在学校里,校园暴力更加严重,高年级同学欺负低年级同学稀松平常。在一个“能打的就是老大”的学校里,学习成为一件“副产品”。
思明曾经在电话中对母亲说:“我要是不厉害,我就要受欺负,即使只顾学习的话,别人也会欺负我。”哪怕是和父亲在一起,他们交流最多的话题也是围绕着“社会上谁比较厉害”。
当父亲发现女儿喜欢聊这类的话题时,曾试图用社会上的犯罪案例引导女儿走回正轨,但始终没有奏效。
在老师看来,思明很可怜,没有人管,仇恨心很重,却又对她无计可施。
父亲曾几次接到老师电话,“老师说孩子很长时间没上学了,又说了孩子在学校的一些问题,但是孩子对我不说实话,也不怕我,我说她不听,打又不能打。”
最终,思明在父亲的担心下,还是偏离了“轨道”。
挨打
2009年,初二开学没有几天,小思明因同学之间的小矛盾,被班上女生找的社会上的人打了。同学还撂狠话说,“只要犯事就把她打出天津市,不让她呆。”
对于思明来讲,学校里的战争很平常,但这次终于落到了她身上。
从小就很冲的思明,在第一次被打后偏偏不服气,学校还是照样去。但没多久又换来第二次挨打。那时她的父亲接到警察电话,得知女儿挨打后,觉得必须让孩子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他开始为孩子积极地办理转学,但是无奈的是,孩子的成绩太差,联系到的学校不愿意接收这样的孩子。
两次挨打后,思明不再上学了,她也从不主动和父亲联系。并开始在外面“漂”——时常跟几个女孩子一同整夜的泡在网吧。
母亲并不想放弃女儿,她安排女儿去了上海就读,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女儿此时已经认识了所谓的男友,女儿腹中孩子的爸爸,一个18岁的男孩。
失踪
焦急的母亲在电话联系不到孩子的情况下,只好通过网络,用QQ聊天的方式与女儿沟通。
当母亲终于在QQ上等到小思明,询问她的住处时,才知道女儿早已不是一年前的乖乖女,满口90后特有的“火星文”。小思明回避了母亲所关心的问题,只是说现在挺好,她要和朋友在一起。当被反复追问住处时,她才松口说,她现在住在一个男生家里,她会注意,不会发生母亲所提及的“男女有别”的事情。
不好的预感,让母亲急忙联系小思明的父亲,结果却换来一句模凌两可的话语,再追问,他就把电话挂了。“她住在男孩子家可能发生什么事了,他早就知道了,却瞒着我。”
对于这点,父亲却不认同,“我和她妈没办法沟通,我跟她说孩子有问题,让她平时也多关心,她就说抚养权在你那什么的,最后都是说没说完就挂了电话。“对于孩子的问题,他们始终没法变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怀孕
一天下班后,小思明的母亲忽然接到了女儿约她一起吃晚饭的电话,“她约我到一家医院外面见面,说手用菜刀还是用剪刀给割破了,不去管它会怎么样。我说那会感染的,我说怎么回事啊?她不说话了。”
见面后,母亲发现女儿手腕上有一个伤口,在动脉上很明显,触目惊心。那时候,小思明提到钱的问题,她说要管和她交朋友的男生要钱,要四千的补偿,却不说是什么事情。
“那个男孩子。我见过一次,个头比我孩子矮,就像小学高年级学生差不多,我孩子已经一米七了。”母亲说到事件中让自己女儿怀孕的男孩,做了简短的形容,男孩辍学打工,是一个吃不了苦的男生。
小思明在男孩家住的时候,思明的父亲曾私下请男孩吃过饭,还把男孩“喝高了”。“我把她接回来,没几天她又跑了,我看男孩挺单纯没心眼的,当时还有点放心。”
直到男方的母亲从医院打来电话,小思明母亲才知道自己13岁的女儿怀孕了。
男孩父母的漠视激怒了小思明的妈妈,他们在明知会有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况下,仍然默许其儿子的行为,纵容孩子们所谓的“恋爱”,促成了如今两个家庭的矛盾——和一个少女的悲剧。
怀孕女孩从小父母离异一直孝顺懂事
在母亲眼里,思明的童年确实如“纯美动人的童话”。她是位要求不高的母亲,女儿放学可以按时回家,并经常和她“聊聊在学校发生的趣事”,就觉得很幸福。思明在小学三年级时学会了骑自行车,这之后就没让母亲在接送过。
她信任自己的女儿,因为她乖巧、自信、要强、独立。她说思明曾经竞聘班干部,“一定要做到最好”;她也为女儿“从未因犯错误被找过家长”、小学六年来的评语全都是“聪明文静”而感到安慰。
尽管母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过得拮据,但每年母亲节,思明都会用辛苦省下来的早点钱为母亲送上一束鲜花。
“但是现在不会送了”思明已经失去了对家庭的信任,没人主动关心她做什么,她则被动地接受现实赋予的一切。
父母离异,对于3岁的思明来说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但长期的单亲生活,却为她之后的人生埋下令人惋痛的伏笔。
只有母亲和思明的生活,在她小学六年级时告一段落。此时她面对的是家庭关系的重新修复。思明的父亲在那时做生意赚了一笔钱,又向母亲提出了复婚的要求。一切看来是美好的,然而在日后发生的种种变故中,思明成为家庭闹剧中的无助者,最终被“陌生的”父亲接纳,然后在颠沛流离中看淡一切。
父亲过分溺爱女孩成为学校“富人”
思明曾经是她学校里“富有”的人。出手阔绰,经常能从兜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但这样的日子并不多,当她没有钱在外面“混日子”的时候,家庭的阴霾再次笼罩在她身上。
“实际上,六年级时的家庭原因,已经导致思明的成绩严重下滑。”母亲是从老师口中得到这样的消息。
那时的思明,开始把家庭的矛盾转向对学业的排斥,在六年级的最后阶段,思明的成绩已经低到“只能上‘收底学校’”。而在其后的初中的两年里,学习对于她来说基本属于副业。
“我对上学的科目一点都不感兴趣,上学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打算,他们怎么安排我都接受。”思明不避讳自己的学习情况,更像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思明在家庭矛盾和成绩跌落的生活混沌中,跌撞进初中——一所“收底学校”。同时,她也开始搬到父亲那里住。作为对很少谋面的女儿的补偿,父亲开始大方地给她零用钱。
“那时生意做的不错,有时候一天能赚一千元,我就给孩子五百元,平时也是隔三差五的就给她一百、两百的,让孩子自己买点吃的、穿的。后来知道她拿钱就去网吧玩,和她说过这事,但是钱也不能不给吧。”对于“好生活”,父亲的理解显然是从钱出发。
一下子,思明成为她学校里“富有”的人。她出手阔绰,经常能从兜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这似乎让思明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关注感,好胜心占了上峰,外面的世界围绕着她转。
而回家后,一切都变了。思明的父亲回家很晚,两个人的交流只在于给钱时候的“手递手”,贫乏的家庭生活让思明产生了对金钱的依赖。对父亲来说,钱是一种关爱;但对思明来说,真正的关爱早已经不存在了。
“私了”拉锯战谈判17天未果
谈判开始了,“私了”的开价被定在八万。思明的母亲起初坚持这个数字,但男方家只能拿出几千元。在其后的17天里,补偿金额的讨价还价成为两个家庭的拉锯战。
2010年5月28日,思明第一次以“孕妇”的身份踏进医院,却因为年龄太小,手术危险大而没有做成。“必须有思明家人的签字。”院方明确表示。
在医院,思明和她的男友,还有男友的母亲呆在一起。她还是个孩子,只知道怀孕了就得做手术,命运此时在她手里,却并不掌握。
下午,思明的母亲接到电话。
电话那边的女人告诉她“你女儿怀孕了”,让她去一趟医院。女人声音平和,好像“事态并不怎么严重”。“你看你这孩子我还挺喜欢的,挺好的……”。这句话,让电话这边思明的母亲彻底崩溃。
思明的母亲最终还是没来。那个下午,在医院,最后只剩下思明一个人。男友和她的家人因为没等到思明母亲,有些不耐烦,最后“男孩竟然陪着他妈妈去跳舞了”。
那天晚上,思明接到了母亲的电话。两个人相约见面——在一个小餐馆里,怀孕的经过在思明的口中如顺水推舟般道出来:男孩18岁,思明在“失踪”前便和他交往,在一个中独间里,两个人开始同居生活,在一起的,还有男孩的父母。有一天,男孩把他的母亲支走,然后,令思明不情愿的事情就发生了。
思明的母亲,在得知女儿怀孕后并没有急切报警。她是读过些书的人,并不想“把事情做得这样极端”。而一旦报警,对方的男孩将被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
于是谈判开始了,在其后的17天里,补偿金额的讨价还价成为两个家庭的拉锯战。
6月14日下午,谈判化为泡影,“私了”的开价被定在八万,但男方家只能拿出几千元。更另思明的母亲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坚决要让思明把孩子生下来,认为那是他们家的“命根”,谁要动这个孩子就和谁没完。”
与未满十四周岁的少女发生性关系,无论自愿与否,均以强奸罪论处,警方应该主动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