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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约为27.3岁,对国家战略规划、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6月27日中国新闻网)
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社会不公的现实反映。城市中所谓的低薪、高危岗位,实际上就是城市市民所不愿意从事的“脏苦累”等低端岗位,主要包括城市建筑、井下操作、高污染工种,以及宏观性所指的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也正是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岗位撑起了城市发展的“半壁江山”,也正是这些岗位上工作的流动人口的存在,为城市未来与发展提供着活力和血液。按说,从公平角度,这样的基础性岗位同样不可或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城市发展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推迟出产科技成果,但离开了广大出租车群体、下水道操作工、摆水摊卖煎饼的,却马上会感觉到生活极度不便,正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让这部分人享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和收入。
然而,据调查显示,城市流动从业人口却面临6大问题:低学历流动人口失业率较高、收入与付出不相称、劳动权益维护能力差、社会保状况不佳甚至极大量流动人口从来人员无社保、子女上学难等……这6大问题正反映出广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处境与尴尬。但与上述流动人员相对应的城市固定人口,却基本无上述6大难题之虞。工作岗位轻松不说,还可以拿到最低的工资保障,最起码也较少碰到像农民工那样头疼的“欠薪”问题。流动人口仅因为是外来人口,就不得不从事低薪的还高危的行业和岗位,而本地居民既使不怎么付出生产价值,却可以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这岂不是一种社会公平?
2亿多城市外来人口被现实“挤压”到低薪高危岗位,原因诸多。一方面与现实社会分配不公有关。“高危”岗位的性质固然不会短期改变,但绝大部分“低薪”岗位的形成,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分配不公所致。在今年国际劳动节前夕,胡锦涛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称,应该不断增加一线劳动者的报酬,让群众体面劳动,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胡锦涛的这番表述,既是表达了中央领导层对现实分配不公的关注,但也正是对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并应引起高度重视的见证。也就是说,并不是流动人口、农民工“想低薪”,而是“低薪”岗位的大量存在逼迫他们不得不放弃尊严去“低薪”。
另一方面,与现实择业不公有关。好的岗位、优益岗位是社会稀缺资源,外来人口在竞争上不占什么优势。一些较好的社会岗位在招聘人员时,不排除就是“一刀切”式地面向本地人口,外来人口连个“入场券”也拿不到。二者不排除在竞争较好岗位时,有“拼老子”、“比关系”的现实,因此,外在人口在“非低薪”和“非高危”岗位上根本就“没戏”。这正是极大量流动人口付出的多,却得不到较好保障的两大根源。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从思想和意识上引起重视。2亿多流动人口多集中在低薪和高危,这不是什么社会之福,长期存在得不到改观,必将是社会隐患和发展矛盾。只有从高层上引起高度重视,才有可能将这一普遍性社会现象纳入社会整体改革,与社会发展和改革相挂钩。其次,尽快调节社会分配,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已是当务之急。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最大限度消弥“低薪”岗位,也才能让劳动者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全民医疗保障、全民社保无地域区别的“自由流动”制度,探索剥离附加于户藉上的城市福利待遇,义务教育阶段不分城乡一视同仁。这是促进“弥合”岗位与岗位之间差距过大的治本之策。对于部分“高危”岗位而言,随着科技发展、观念进步,也是能够缓解“危险度”的。作者:北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