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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算漫长的人类文化史上,本来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专门就人文精神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求为人类文化寻求一种精神品格和价值目标,为人类生活寻找一种价值规范,为人类生存本身寻找意义和依据。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被叫做人文学者,他们所发展起来的学科,被叫做人文学科。当普通人不自觉地淡化生活的精神色彩时,这些人往往会更加卖力地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生活寻找意义体系和价值范型。孔子、孟子、陈独秀、鲁迅、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许许多多心灵强大睿智如神的宗教领袖,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可是今天呢,当我们再度身陷“礼崩乐坏”之境时,已经看不见孔丘们的出现。当我们再度面临社会转型文化更替的时代,我们竟然感觉不到时代对于陈独秀和鲁迅们的需要。
生活显然出了问题,因为它已经迷失了精神价值;生活不只是出了问题,因为它已经不需要精神本身。
人文学科早就失去了它精神的灵光,凋敝得惨不忍睹。人文学者也早已溃不成军,一个个给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卷得晕头转向。一些仍然在操作文学操作学术的人,也已经失去了精神生活立法者的自信,而是带着无可奈何的自嘲,一日千里地后退,直退到“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惨境。
然而,人类不可能长久地失去精神生活而仅仅只面对吃喝拉撒,无论现实的境遇多么恶劣,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不会停止对精神的追求。他们会自觉地在精神价值危机中努力于重建新的人文精神。
当苏格拉底忘情于描述理想的生活方式时,格劳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苏格拉底,我不相信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座上帝之城。”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论天堂中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有智慧的人都将循着这城市的方式而生活,并以此为准则而装点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