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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信任,还体现在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作合理安排,发挥他们在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比如1949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电中,指出39名候选人中“非党人士仅占四人,太少了,应再补充几位党外人士,如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可留若干空额,俟政协会后,可考虑从此间派些民主人士去”。毛泽东还特意加上一句:“此点很重要,应使党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则更好。”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1949年8月3日。
第二份文电,是毛泽东1949年7月31日写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的,指示刘少奇在8月中下旬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其时,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结束,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并定于9月份召开。刘少奇当时作为党内五大书记之一,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要求他暂停在苏联的访问、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正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电报中提到一些苏联专家的名字,也反映了当时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第三份文电,是毛泽东1949年8月30日写给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的,电请他和陈明仁将军、仇鳌先生命驾北上,共商国是。这类的文电还有很多,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几封信函等,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对协商建国的真诚态度、博大胸怀。
关于新政协会议的来往文电、信函、讲话、报告很多,仅《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就收有周恩来的有关文稿近30篇。这里发表的中央和毛泽东的三份文电,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的一切工作,包括形势的发展变化,似乎都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预先设计有条不紊地进行。1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1949年的任务时,第17项是“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还规定“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5页。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如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向大会作主题报告,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报告中指出的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侵袭;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至今振聋发聩、警示犹存。实践证明,七届二中全会是开国前夕我党召开的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充分准备。
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是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稿的基础上修改定稿的。他亲笔改写了其中的第一段,着重申明“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以及关于以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问题。在文中,加写了“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的重要思想。在文末,还加写了一段“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的论述,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通过这篇新闻稿,再结合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可以发现,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思想,比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城市,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创造条件使中国尽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和毛泽东写于同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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