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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行走,万万没有想到,那最不可能是松涛的声音,的确就是松涛。
在童年的乡村,自己曾早早地将风声分成林涛与松涛来听。乡村中世世代代的人总是听着林涛与松涛,笼统地说一声:起风了。隔一阵才又说是南风或是北风。起南风时,南坡上的阔叶林会响。起北风时,北坡上的松树林会响。
有一天,我对他们说出林涛这个词。乡村中人虽然正经读过书的人不多,但是能背诵《三字经》,能讲得出完整的《水浒》和《三国演义》的人,几乎每个村落里都有好几个。他们不说林涛,但能理解林涛的意义。隔了不久,我进一步将松涛从林涛里分出来。因为我说出了松涛,有人预言,我将来肯定可以进城做事。林涛和松涛这样的名词,不是我创造的。我只不过比别人早几天读到描写它们的文章。
对林涛与松涛的辨别其实并不难。松树是针叶。一簇簇针状的叶子,理所当然地将扑进自己怀里的风,梳成数不清的细丝。这些细丝拂过松针,宛如一束马尾摩擦着二胡上的银色琴弦。针叶树种在童年的山中只有松树和刺柏。那些随处能见的阔叶树,遇到风时,大大小小的叶子一起摇动起来,就成了那位从武汉来到我们乡村的女老师所弹奏的脚踏风琴中的簧片。这样说并非有意夸张,阔叶林涛与松涛确实存在着二胡与风琴的区别。
十二岁那年,曾读到了这样的警句:诗不是人的全部营养,食物也不是人的全部营养。在读书期间的所有假日里,我必须成天上山砍柴以缓解家中收入的窘迫。在乡村,这样的孩子有许多。大家都会在夏季还没过完时,就将附近山上的灌木与茅草砍得精光。以至冬季来临后,这些孩子必须结伴走上二十华里,沿着羊肠小路爬进深山,才能找到可以砍割的柴草。深山里,阔叶林早就在霜雪的打压下,秃着期盼春天的枝条。它们几乎不再发出声音。只要涛声一起,必定是松树在风中呼啸。在沉重的负担下只有松涛忠实地陪伴到底;除了是诗歌吟唱,还是孩子们的呼吸吐纳。
生活在乡村,没有哪一天能够离开山。一道大别山脉,数不清多少山山岭岭。一座城市有多少高楼也是个数不清的问题。站在任何一条马路上望见的都是高楼。不同的是,若能登上那座最高的楼,还是能够发现城市的边缘。山里则不一样。我曾经多次站在名叫天堂寨的大别山主峰上向四周眺望,不但无法望见山的尽头,就连脚下的最高点也好像比远处的山矮半个头。
冬季到深山砍柴的半路上有一座山叫乌云山。山腰上有一棵千年古松。每次砍好了柴,饥渴交加地往回走时,并不是盼着望见家门。只要抬头,心里就会想怎么还看不见那古松。从望见古松再到瘫坐在古松下,才敢在心里长长地吁一口气。坐在古松下,迎着夕阳,望得到十里外的家门。这样清明的天空,就是刚被雨洗过的城市也只能望洋兴叹。古松树冠如华盖,在它的荫护下,山里所有的风雨都浸不透一个人疲惫至极的身子。我见过古松用全部的树冠顶着白雪的样子,那时它差不多就是我读过的所有童话与神话里神仙的样子。
但是,古松在雪里的形象被同伴们说成是老了。同伴们还进一步引申说,凡是老了的东西都会死去。同伴的话竟然一语成谶。那场雪融化后不久,古松在挺立了一千年后,怦然倒地。一些手执利斧的男人,像弑父一样屠杀了它。现场我没有赶上,我只看到满地木屑。那些木屑白嫩嫩的。在我拥有自己的孩子后,每一次触摸到她的肌肤,我都会想起古松最后的木屑。苍劲的古松化作碎片,给世上留下经久不灭的婴儿奶香,和生命早期的娇媚。我将那些木屑收拢起来,小心翼翼地装满一只竹篓。因为这些木屑,家里整个冬天都弥漫着松脂的清香。
一千年长成的古松并不是说砍就可以砍的。前去阻拦的人无法反对要砍古松的理由。那个领头的人用一种引诱的语气说,城里要盖一座最高的楼,没有这棵树做龙骨大梁,高楼就盖不起来。那天发誓要与古松共存亡的人不少于两百。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被这番话征服了。
在我进城的那一年,还牢牢记着当年古松被砍倒时大家说过的话,他们想到城里最高的楼上看看,做成龙骨大梁后的古松是什么样子。我在城市里走动了很久,真想替父老乡亲寻找一个满意的答复。最终结果是我的放弃。我寻找越多,答案越荒谬:古松在城市的高楼面前,正好应了那句话:英雄无用武之地。楼房盖得越高,越是不需要大树派用场。我只能选择遗忘而不再去面对古松到底作何用处的真。城市是乡村毕生的梦乡,我没有权力打碎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