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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今晚副刊》“新三届”的征文,心情颇不平静。而且,吾虽生早矣,未能切身去体验,却对新三届有着息息相关的人生之感触。
而这当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文革”当中一次我在胡同走,突然被一个豆芽菜般的小家伙拦住了:“你是东里15号王家大院的?”我说是。“你就是那个胸科医院造反的黑大夫?”我说你认错人了,在胸科医院当大夫的是我二哥。“一丘之貉。”他说,并给了我一脚。我也不客气,甩手一巴掌。“好,你想找死呀。”说着,就弃我而去。
回到家,才后怕。但是,这小子是谁呢?经母亲提醒,才知是后门儿一家的孩子。不知初中是否毕业就上山下乡了,最近又跑回来跟一帮闲散的同学拉帮结派地“闹革命”。
于是,我们全家皆惶惶然。但沉静下来又想,怕也挡不了死。更何况,当时最大的灾难亦不过是批斗和抄家。而我家亦虱子多了不怕咬,仅我二哥的医院就来抄过两次了。再来,又有什么可抄呢?至于批斗,对“反革命分子”的二哥,和我这个“文艺黑线小须须”的“黑苖子”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果然,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亦不再有动静。于是,那忐忑的心也就沉下来。但是,当又一天的早晨开门时我却被门旁一张白纸惊呆了。那纸上写:恕报不周——王家黑大院。
为此,我曾决心去寻找那豆芽菜,而后又只能忍气呑声地吃个哑巴亏。因为一者我家亦确属“死有余辜”的革命之对象。再者,据说那豆芽菜在校本是三好生,其父母的人缘也极好。又是多年的老邻居。
但尽管如此,我受的伤害却是刻骨铭心的。另外,在我亲友中亦多见类似的情况。所以,后来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决定让我带一个七〇届的学徒工时,开始我是颇有成见的。
我记得,当时我已因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海外关系和小说《聚鲸洋》等政治问题被清理下船。于是,就成了渔轮修理厂的钳工王师傅。然后,照例在每天早晨的班前会军代表训话时,我都会被点名并勒令老实交代问题。但一天,这杀气腾腾的程序却免了。散会后,钳工排的排长却又以极其神秘的神态通知我立即去军管会,说军代表要找我谈话。为此,我便猜想对我的审查又变花样了。但见了军代表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再严加训斥还再三询问我到工厂后业务的状态。然后,就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带徒弟。“让我带徒弟?”“是呀,让你带徒弟。”这怎么可能呢?我,一个随时都会被专政的黑帮狗崽子,又怎能妄为人师呢?军代表笑了。显然,他也看出我内心的顾虑。他说,今天的谈话亦纯属生产之需要而与政治没关系。所以,我必须排除私心与杂念。三日为限,给他个肯定的答复。结果,转天我就去感谢组织的信任。而之所以如此,是猜想此所谓带徒,则实为对我之监管。若不识相,岂不自讨没趣?
然而,当那些徒弟真的出现在面前时我就傻眼了。首先,且不说其都是七○届,更令人目瞪口呆的竟都是女徒弟。
记不清我是怎么把自己的徒弟领走的。却记得,扔给她一块铁板和一把锉说给我锉平了。然后,就去船上干活了。而且,恰巧那天又忙于一艘船在码头作系泊试验。直忙到半夜才想起还有个徒弟。回到车间见她仍不停地锉,我才发现她的单纯与质朴。
后来,我又从交谈中得知她的父母皆为安分守己的老工人。而且,从小就教育她做人要厚道。对她不仅不上山下乡还被选拔到捕捞公司工作,亦视为全家最大的幸运。于是,她更勤奋与好学。很快,且不说那案台的基本功,就连某些船修活她也能独立操作了。尤其涉足于轮机舱那又脏又臭的潮窝子,即便如我们这些潮坑中爬出来的老海狼,亦无不怯阵。而我这徒弟,却从不退缩。
对她更深入的了解,则因为此后不断出现的一些谜。如,一天中午休息时我发现台钳旁边有两个粉笔字:当心。谁写的?什么意思?问人,都说不知道。于是,就不以为然。但转天,专案组找我谈话,才知有人向上级写了反革命的匿名信。而我,自然又是当然的嫌疑人。
若仅此一事,似亦巧合。但此后我凡有难亦总有类似的暗示出现,就不能不把疑问转向徒弟了。遗憾的是还没等我询问,钳工排长又通知调我去船台接受一项十万火急的重要任务。而那任务,则是先带几个七〇届的徒弟去要材二厂学习要材的加工技术,回来再创建一座现代化的带锯车间。
就这样,我和那位女徒弟匆匆分手了。而后,因忙于带锯车间的创建,我与她的接触就极少了。紧跟着,又随远洋船出国和调入作家协会,彼此的联系就彻底断绝了。
但尽管如此,我与那位七○届女徒弟相处的经历却总也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