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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笔者曾经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民国史观的形成,和傅国涌这样的学人关系密切。这不是说正统的民国史学院研究没有意义,那些研究侧重于社会多重层面的史料整理,千头万绪;而正如这本书所说,为史料注入一种精神,为时代注入一种精神层面的解释,则是国涌先生他们写作的意义。从以民国报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史、到一个时代民国实业家们为民族奋斗的史料梳理,再到今天这本《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围绕西湖、围绕杭州展开的历史人物的讲述,人们一路随着这样的思考轨迹,渐渐开始领悟到作者研究的真意。
民国是一个书写传统的时代,今天恰恰是一个思想界认识传统之迷失、重新找寻和评估传统的时代,审视和反思、对不同时代社会的横向比较,成为时代的主体,也成为阅读界的热点。傅国涌对此说道,“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
显然,在这一价值尺度下,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曾经填补过很多事业上空白、为社会建立起很高起点的人们,一定会进入傅国涌先生的视野,被他视为时代“真正的主角”。
这幅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之中,写张东荪的章节特别引人注意。张东荪先生作为一个著名中间人物,他的生平和历史作为正由于谢泳、傅国涌等人近年的研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来。这一章节引人注目,是因为找到了出版于海外的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抗战胜利三年之后,在当时中国社会两只巨大的力量交锋的前夜,张东荪还在为和平不停地奔走,做着自己微茫的奋斗。“自经丧乱少睡眠,”张先生作为一个从不实践而畅谈政治的民国知识分子,正和他同时代的民国人一样,对战乱给民众和社会的消极影响一定有内心极大的创伤感。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人物的复杂,但是在这一刻,历史的定格中,这个人的作为无愧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同样复杂的,还有邵飘萍,而且据书中提供的侧面材料来看,“萍水相逢”的两位以身殉报的著名报人似乎都有依靠媒体资源同军阀建立一种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对于像邵飘萍这样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笔者从不否认,也从不吃惊。值得注意的是国涌先生在讲述邵飘萍的章节中,并没有刻意去取舍不利于主人公的材料,尽管他的态度也是在肯定邵以身殉报的牺牲精神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主要视角,但是仍然保留了缺乏旁证的龚德柏先生回忆录中的材料。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而言,这样的材料能否彻底颠覆邵飘萍的历史形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材料一出,使人对当时媒体行业状况及其社会关系有了一个生动的感觉。我们说,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历史感。
这本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他们的生平有一些线索都和杭州有关,遵循由人物而入手时代的原则,作者将这本书视为“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实地寻访笔下人物曾经思考和生活过的地方,是傅国涌先生写作准备的习惯。读这一组与杭州发生关联的历史人物的众生相,我们不难感觉到,作者踏遍了书中人物曾在杭州的流连之地。当生动的史料和真实的背景环境同时汇聚,他一定每每在心头寻访这些历史人物彼时的所思所想。故地重游,遥想当年,仿佛更能找到那些曾经在这里徘徊的灵魂,体验他们的精神历程。登临南高峰,探访烟霞洞,寻找已被荒草掩去的远年报人的墓冢,迷人的自然景色和鲜活于纸面的人物生平,本体与背景交相辉映。这种情景对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无疑使他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傅先生在杭州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和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发生如此近切的联系,或许更使傅先生有三十年河之东西的感慨吧。司徒雷登这位“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于美国人”的虔诚的基督徒,正在长期背负一个误识之后,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慢慢被遗忘,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的事业也渐渐为人所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