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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生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部分发表时我就读过,感动过,有些还评论过。几年后十年后近二十年后,在《王道生文集》里读,依然感动不已。这次又是集合地读,感动连着感动,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动人的力度和深度。我认为,这是王道生报告文学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强烈的动人的力度和深度,源自作家创作的激情。王道生的创作激情,是正义的激情,是忧国忧民的激情,因而他的作品能够引发广大读者的共鸣,产生不同凡响的轰动效应。把报告文学的社会价值实现得立竿见影,淋漓尽致,佳话流传,成为经典,多次创造了文学阅读的壮观,其代表作如《黄山事变》。写《黄山事变》的道生已不是血气方刚的英年,而是花甲之后,触及的则是省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件大案。整个采访写作发表过程,表现了道生的强大正义的激情,这激情里包涵了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缜密而周全的谋划,秘密采访的智慧,还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是一次冒险的写作,更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写作,正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纠正了一件难以改变的冤案,诞生了一位雄辩的超级律师,再次彰显了王道生报告文学无可替代的艺术力量。文学写作敢不敢写敏感的政治问题,确实对当代作家是一个挑战。发现黄山事件虽属偶然,但写出《黄山事变》却是王道生创作生涯的必然,因为他是一位具有真正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和作家,同时具备以报告文学的手段伸张正义的能力。《黄山事变》“法庭一场辩”写得何等精彩,连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都成了主人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品德形象感人动人的光彩。在香港为公家经商的商人周玉德的形象,是马鞍山市人民心目中好市长形象的继续和完善,正是这种继续和完善,使《黄山事变》中的周玉德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一个让读者念念不忘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学典型。
当代题材较大的报告文学佳作能鼓舞人的居多,能感动人的则少,人们已经不再轻易感动。而感动读者落泪,那是读者与作者心灵深处的沟通,是知音的高点相逢。王道生就是一位创作这等佳作的难能可贵的高手,他能使纷繁的事物性题材化作激情激流冲击波。《安得广厦千万间》写的是引人注目的中山门危改事件。这件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天津市的“焦点访谈”。在这个重大题材面前报告文学作者经受着考验。王道生没有去写旧貌换新颜的展览,没有去写欢声笑语庆搬迁,他没有去写惯常的歌功颂德篇。而是另辟蹊径地深入到政治的重地,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魄展开别开生面的艺术构思。王道生并不一般地把危改看作是政府为人民办实事,而当作是一桩历史事件,他以作家的智慧和思想家的深邃去探索其厚重的内涵。透过中山门危改这个大事件,他发现的是一个更大的“事件”:在市场经济兴起及发育阶段,真善美与假恶丑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激烈搏斗。来势迅猛的拜金主义潮水冲击着社会庄严的殿堂,受侵蚀者、变质者纷纷落水随波逐流;而承载着优良传统的公仆们正中流砥柱地坚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阵地,不屈不挠地从事他们视为天职的神圣事业,这就是王道生要“报告”的主题。《安得广厦千万间》以严峻的现实论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写在纸上的概念,不是挂在嘴边的高调,更不是冠冕堂皇的护官符,而是一场复杂的严重斗争,不仅要“下定决心”而且要“排除万难”,甚至要“忍辱负重”。作者在“实事求是”的伟大理论指引下,直面现实,不回避,不粉饰,真实地描写了产业工人及其亲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惨不忍睹”的景象。通过以“矛盾普遍存在”的哲学真理处理和解决这些严峻现实问题的艰难曲折坎坷历程,展示了真正人民公仆对人民的忠诚。作者在书写他们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品格的同时,有意地暗示或提示了有关的履历,以注释对“产业工人”深厚情感的渊源。作品十分动人地描述了人民公仆和人民血肉相连相通的关系。这关系不仅是克服困难的动力,而且是一种化解矛盾的钥匙,是亿万金钱买不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财富。
王道生报告文学的艺术优势不仅表现在善于“发现”,而且表现在长于“发掘”。《安得广厦千万间》展现了对历史政治内涵的深远发掘。“中山门工人新村”是新中国播下的希望,“中山门工人旧村”是人祸天灾的见证,“中山门破烂村”是路线失误的教训。而新时期初始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给中山门危改安居带来机遇,以赚钱为业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对此造福的事业不感兴趣。作品写人民公仆为人民“一宿九醒未成眠”,坚定了“事在人为”的信念;写人民主动承担困难,与公仆同心协力“愚公移山”。王道生以史笔的确凿文笔的生动有序有节有声有色地书写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工作思路及其卓越实践所显现的无比优势和巨大威力,写出了前进的天津沉重而有力的脚步声。王道生以他那饱含激情的笔触描绘了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白增云的形象。他青年时代享受着新中国的灿烂阳光,心灵也像阳光一样灿烂,充满光明的向往:现在住平房,将来住大楼。相信生活上的一切国家都会给安排好的,自己的任务就是好好干活,事事为国分忧,为厂着想。居住雨水围泡的陋屋,从无怨尤,从不失望。“原说让他等十年,但历史却让他等了一辈子!”至死也没住进楼房。王道生以满腔的深情朴素的文字抒发了平民的悲壮与高尚:“白增云不是英雄:平凡普通,默默无闻。但他就像这脚下的一根枕木,忠诚、顽强,肩扛着社会主义的路轨,让时代的列车前进。”这个现实真人形象既标志了历史的沉重,又记载着时代的风云,具有真实厚重的中国气息。属于那种令读者忘不掉的形象,属于那种人们感慨命运时总要提起的典型。《安得广厦千万间》让读者领略到作家那“祖国在我心中,人民在我心中”的宽阔胸怀,那“关注历史、时代、人生”的博大视野,感受到他作品的一派雄风。
王道生的报告文学与娱乐性无缘,不是轻音乐圆舞曲,是文学的批判,是艺术的呐喊。那篇振聋发聩的作品《好人倒下了!》突破了颂扬一个好人的惯常主题,从社会的宏观视角展开思考:谁能想到一个户籍科长的家庭要靠他的亲属们联合起来“重点扶贫”,进而发出深情的正义的呼声:“祖国啊,难道方增光不是你的好儿子吗?难道不该让他这样的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吗?可是为什么他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呢?钱究竟都到哪里去了?”作者从这激情深化的线索顺理成章地引出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散点集群资料使人物形象骤然升华,作品意境陡然延伸。浓烈的情愫氛围与新颖的艺术个性,为读者提供了一次高点审美。
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品种,除了遵循现实真实这一规定,拥有其它一切文学特权。王道生的优势在于,既有记者的敏锐又有作家的素养,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可谓左右逢源。其文学功力得心应手地施展,为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制造了感染万千读者的魅力。王道生的报告文学,不是新闻与文学的相加,也不是给新闻报道点缀一些文学色调,而是把新闻人物事件整体文学化。这种整体文学化,从采访就开始了,既是新闻采访,又是文学采访,是文学的新闻采访,是琐细的采访,是人性化的采访,是非采访式的采访,既非居高临下的垂询,亦非一相情愿的提问,而是去结识尊敬的朋友,去看望人生的知音,不远千里去认亲,去关切,去促膝,去亲近,去以心换心,取得可以信赖可以倾诉衷肠的“自己人”身份,从而发现长期隐埋的“金矿”及灵魂深处的宝藏。王道生为数众多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证,他不愧为采访艺术家。
面对采访的丰富收获,王道生进入写作构思,这是一个跨越“素材”平地,攀登“艺术”峰峦的过程,他深切的艺术感觉和强烈的情绪激动始终伴随着构思过程,处于一种激奋不已的状态,这时创作不再是某种任务和负担,变成了他发自内心的欲望和追求,不写出来或不完美地写出来,他就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于是他进入开掘、鉴别、研究、取舍、组合的思索中,以求设计出一种最佳的艺术表现架构,寻找一个最妙的切入点,这个构思过程往往是很艰苦的,坐也思,站也想,躺也思,梦也想,常常“山重水复疑无路”,难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王道生报告文学作品耐读的情节波澜,不是虚构创造的,而是得益于裁剪和组接的艺术功力;他构思的灵感不是来自想象翅膀的凌空,而是来自对真实存在开掘发现。在他看来,报告文学的严守真实,只是一种文学类别与他种文学类别的界定,而不是作家施展才华的牢笼。王道生正是在“真实”的必然王国里获得了艺术创作的自由王国。
阅读王道生的报告文学作品,读者于亲切自然、真实生动的共鸣中,只感到主人公的可敬可爱,可歌可泣,而对作者的艺术匠心毫无察觉,达到无技巧的境界。这种“无”恰恰是“有”,且非小有,而是大有,大到浑然天成不见技巧痕迹的程度,这无疑是作家艺术修养炉火纯青的证明。
王道生的报告文学创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遵循鲁迅的传统,其“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诚和谦恭,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严正和泼辣相得益彰。他对人民爱得深深,他以自己的艺术抱负传人民之情怀,道人民之心声,扬人民之品格,立人民之典型,以一座座堂堂正正的人民美德之碑挑战道德失范,挑战金钱膜拜,挑战腐败风潮。尽管那些优良美好的主人公们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种种艰难困苦的跋涉,即使中途倒下,留给人们的仍然是坚定的信念和憧憬。王道生的报告文学始终宣告希望在人民,希望在人间,人间有正道。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其热烈的回应告诉自己的作家:人民需要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大有希望。王道生的功绩在于,以人民的报告文学的艺术赢得人民的“最高奖赏”,从而强有力地维护了文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