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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广东汕尾市海丰县隆重纪念左联成员、中国现代“战斗小说”的杰出作家丘东平诞生100周年。
根据我接触的资料,东平是一个性格十分率真、十分豪放的人,有如“闪耀的不羁的海”。1932年12月15日,鲁迅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批评芸生长诗《汉奸的供状》文风不正。周扬在“按语”中肯定鲁迅的批评是“尊贵的指示”,“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但是1933年2月出版的《现代文化》杂志上却刊出了一篇为芸生辩护的文章,题为《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影”。这篇文章署名为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其中首甲是祝秀侠的化名,方萌是田汉的化名,郭冰若是阿英的化名,只有丘东平最光明磊落,使用的是常用笔名(东平本名丘潭月,字席珍)。鲁迅对这篇文章十分反感,而最反感的是阿英,因为他故意“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1935年4月28日致萧军信)。
目前对这篇文章有两种说法:一,有人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感到列出四个名字有故意造势之嫌,并不一定是四个人的集体创作。另一种说法认为丘东平是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据聂绀弩在《东平琐记》一文中回忆,丘东平一贯反对神化鲁迅,认为“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刊出之后,东平就起草了这篇文章,“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阿英、田汉跟鲁迅时有过节;祝秀侠跟东平同是广东人,又是刊登此文的《现代文化》杂志的编辑,所以他们四个人联名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东平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原发表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周扬还在“编辑后记”中郑重推荐了这篇作品,赞扬这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东平当时倾向周扬一方更加可以理解。
文坛前辈的文字交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值得称道的倒是此后的一段佳话。
1934年,美国伊罗生准备编译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名为《草鞋脚》,请茅盾、鲁迅推荐篇目。鲁迅不计前嫌,跟茅盾一起郑重推荐了东平的《通讯员》,并介绍说:“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内做过工作……在所有现代中国撰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
1936年5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又带着他妻子海伦·斯诺提出的问题采访鲁迅。在推荐的十一位左翼作家名单中,鲁迅把东平列为第三位,位居茅盾、沙汀之后,而把自己置于末位。
1936年,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两个口号”论争。东平没有加入周扬等人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在鲁迅领衔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鲁迅去世后,东平前往上海殡仪馆悼念,在白布上写了“导师丧失”四个大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国文坛是多么需要鲁迅、东平这样的雅量,多么需要这种虽发生争议而不闹意气、搞大团结而不搞小圈子的良好氛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