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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所藏罗振玉《丁戊稿》的书扉粘有一枚藏书票,在《理书三记》中孙犁这样描述它:“此书开卷,有倬庵藏书票一纸,粘于扉页,毛边纸朱色印制,其栏目为:部、类、书名、撰人、卷数、册数、函数、版本、得所、价目、纪要。”孙犁这样详细地记录藏书票的内容,说明他对这枚藏书票的内容设计是比较欣赏的。
在描述完这枚藏书票后,孙犁发了一通感慨:“‘文化大革命’前,我正买书上瘾,也想照样刻一大木印,印制一些书票,粘在我的线装书上。随即风暴来临,未能如愿。今老矣,万念俱灰,只是觉得这种书票简易而实用而已。”
可见孙犁曾有过印制自家藏书票的梦想,可惜“风暴来临,未能如愿”。劫后理书,偶见书票,触发旧愿,而人老兴阑,只好借写理书记在纸端留一梦痕了。
愿留梦痕,说明虽“万念俱灰”,对小小书票却还留有一份珍赏之情。对于藏书票,孙犁看重的不是美观,而是实用,即书票应能扼要地记录关于书的一些重要信息,起到提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孙犁看来,书票的作用不在于证明其所有权的归属,而在于它是否有利于研读,着眼在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详细记录倬庵藏书票的内容;由此我们亦可想象未能出世的耕堂藏书票的模样。
孙犁在《理书三记》中说《丁戊稿》的“藏书者好像叫邵章倬”,这个判断是错的。从该书所粘倬庵藏书票可知,藏书者是邵章,而非邵章倬。
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等书介绍,邵章(1872-1953)字伯炯,号倬庵,浙江杭州人,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书法家。他是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晚清时期曾任翰林院编修,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东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等职。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约法会议议员,北京政府平政院代理院长。195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续录》、《云淙琴趣》等。
邵氏擅书,榜书尤为有名,民初北京九门匾额都是他所题写。陈宗藩《燕都丛考》说“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陈兼与有诗赞云:翩翩书翰满京垣。
邵氏一生倾心于图书收藏,曾将杭州东城讲舍改为杭州藏书楼,编有《杭州藏书楼书目》。他本人藏书亦富,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邵章》云:“云淙琴趣通词髓,宛委书丛衍巧心。夏郑邵张四君子,耆儒宿学集题襟。”邵氏藏书近年常出现在拍卖会上,粘有倬庵藏书票的,常以高价拍出。
对于邵章的上述事迹,孙犁似乎了解不多,但他对《丁戊稿》中的错字“已经逐个改正”,“改者用墨笔勾画,尽量不留痕迹”,很是赞赏,认为“是校书老手所为,想即为倬庵所校也”,并说“精细如此,值得学习”。
邵氏校书之精细和藏书票设计之实用都是严谨的学者所做的营生。孙犁看重倬庵藏书票,多半是因为他钦佩藏书票所反映出的那种严肃治学、认真读书的精神,因此才会对墨笔校书油然心仪。
历经磨难,人已老矣,纵有万念俱灰之情,却难泯心慕前贤之意,此当即孙犁晚年心境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