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52年师大老校区搬走了。在八里台，这一片地方不久后或许会被蓝色的金属围墙圈起来，像2005年的八里台文化市场搬迁一样，老师大的消失，间接地为八里台文化圈的消解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新大学城提出了新的使命。

　　代继耕耘的八里台文化

　　2005年10月，八里台新文化市场拆除。之后商户搬到不远的一幢楼里，被称为“八里台新文化市场”的商场开业了。当时，老八里台文化市场的地段空出来，成为媒体回忆的焦点。

　　“八里台”有文化，坊间曾一度有这么个说法。南大、天大、师大，外加上新文化市场、琴行、书店、音像店，还有数不清的留学生和神头鬼脑的文艺青年——老八里台是这个城市文艺符号，它高端、商业、学府，有着热情洋溢的年轻气息，与四通八达的八里台立交桥混合在一起——早年间，天津著名民谣歌手张振海曾写过一首歌曲——《大桥下面》，大桥说的就是八里台立交桥，它的打口带、书店和唱片店曾影响了一代文艺青年。

　　师大见证了八里台的成长，与之相关的还有南大和天大。八里台文化依仗着学府气息生存。在师大搬迁之前，三个高校上万名学生给八里台文化带来了丰厚的多元与交融。一位原师大的学生回忆，外地学生入校后，很快便能适应天津的生活，因为三个大学的外地生员，一届又一届地“耕耘”了许多年，实际上在八里台这片区域已经建立起足够的包容性，包括吃、用，以及对本土的适应，都能在短时期内很好地解决。

　　“比如南方男生晚上会在女生楼下弹琴唱歌，这样的举动北方学生可能不适应，但如果有人敢这么做，它会迅速流传开来，并成为三个学校共有的风景。”他说。

　　这种学校之间的文化流通，在八里台高校“三足鼎立”的年头很常见。“一支南大的校园乐队开始听翻唱张国荣专辑里的歌曲，很快师大、天大的乐队就都会去唱，有很好的交流。”曾在南大组建过校园乐队的张广说。

　　搬迁打破的“三校”传统

　　“外国的专辑”来自八里台新文化市场的打口碟。这个天津摇滚素材的发源地，曾经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无数地下摇滚人，他们与大学院校形成一个输入、输出的局面——打口碟输入到学校，再由学校内的先锋人士输出，继而扩大到民间群体。

　　这便是一条“链子”，八里台在高知、另类、前卫、先锋中成长。到了现在，那个曾经文艺的文化市场变成了一座商城，少了露天大棚的淘货氛围；师大也彻底搬走了，原先高校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在少了一个。

　　于是，链子断了。尽管现在还能在八里台周围找到不少文艺青年出没的咖啡馆、电子乐酒吧和私人书店，但八里台却少了当年的热血和多元，变得越来越浮躁了。

　　其实，在2005年新文化市场搬迁的时候，很多人带有的伤感，还是仅仅集中在这个市场给八里台或整个天津输送的前卫文化——断掉了。而现在，师大的搬迁则为“三校鼎立”的局面画下了不完整的句号。

　　一位大学教师感慨那时候“八里台大学城”。“学生们会主动打听其他两所学校的课程安排，特别是有名教授的阶梯教室课程，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科目和教授，去蹭课‘选修’。”她说，当时这样的气氛很浓，三个学校的学生相互之间都会有交流，一个教室里有其他学校的学生，能证明这个老师的课有魅力。

　　“这是一个传统，但一个学校搬了，传统就会被打破或更改。”老师说得很惋惜。

　　大学城的新文化使命

　　师大的搬迁，和新文化市场搬迁有相同之处——某种输入改变或不存在了。可以说，与师大一起搬走的，有让另外两座大学男生刮目相看的美女学生、曾经傲然天津高校圈的食堂，还有那些老教授的课堂。

　　“师大的新闻系有名，有很多好的老师，但现在想去听，就得跑到很远的地方了。”一位天大的学生说；与此相关的说法还有，“原先三个学校在一起，高校区很有‘西南联大’的派头，现在虽然不能说不好，但从交流层面讲，显然是不足了。”

　　现在的八里台，还剩下南大和天大两所大学。在师大搬迁前的几天里，不少“外校生”也赶来拍照。对与他们来说，师大的搬迁让八里台高校圈变得不完整，从人文角度讲，八里台文化在2010年7月9日后，又少了一个支撑点。

　　与此相应的是，师大、工大、理工组成的新“大学城”在市郊蓬勃地扩张，于此建立的是周边商业高速发展——那里有望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地标。但师大矗立于八里台52年，南大天大则更早，它们所建立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根深蒂固。一个老大学区用半个世纪聚拢它的人文气息，并辐射整个城市——这并不是一个新规划项目几年就可以具备的。

　　那位大学教师喜欢新的师大校区和大学城，但他也对新大学城的人文环境，较之现在的八里台大学区做出对比：“师大搬进新大学城，改善了环境，是件好事。但至少目前看来，大学城还只能是学校、商业、置业、基建的零散拼凑，它所令人期许的，是新的文化融合与新生活方式的输入，而在区域文化的输出上，还远未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