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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子和公主”是因为出生在美好和谐的国度里而身份特殊,那么我(们)的幸福也是与生俱来。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很多学者费尽心机地争论辛弃疾所指那人是谁,其实在我看来那人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
我祖母姓宛,追朔起来或许还是宛君的表表亲。本来,可以循规蹈矩荣华富贵地嫁个公子王孙,过锦衣玉食,但精神压抑的“好”日子。可她却为了自由的爱情,“自作自受”地与御厨(贫农)的祖父从北京私奔到天津隐居起来。可想而知在那封建桎梏的社会氛围里,此种大逆不道,桀骜不驯的人性回归,或杀或刮如同蝼蚁那般简单。那惊心动魄的民间爱情故事,如第一手资料放到煽情小说的高手里一准会演绎成一部赚取太多年轻人眼泪的畅销书。我的祖母高寿到93岁,八五年故于总医院。我祖父在解放前英年早逝,撇下两男一女,祖母无依无靠,靠为人洗衣、纳鞋底拉扯着三个孩子。解放天津的头几天很多道听谗言的,大姑娘、小媳妇存心把脸抹黑,但我祖母并无此举,后来她总是对我说,共产党好,解放天津的时候,亲耳听到大喇叭高喊:“父老乡亲们让大家受惊了。”政府得知她是少数民族(满族)特意为她安排到街道工作。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时在河北区还特意关心她的生活状况。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我家的住房不过十几平米,一家五口睡在一张双人床上。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告诉你一个当时公开的秘密,叫“通腿”。“通腿”的方式是我和父亲头朝这边,而母亲和姐妹三人头朝另一边。如今回想起来,那时虽穷但有生活乐趣。我母亲如今80多高龄,耳不聋眼不花。平生为生活和工作的艰辛碌碌无为一辈子。也许是怕我们小字辈因现代的生活压力而抱怨,她和父亲在生活条件上的平庸,几十年来总是把她年轻时的荣耀挂在嘴边,说她在年轻时,有过几次与市领导和中央级人物参加联谊会,有一次,零距离地与周恩来总理跳舞,周总理问她:“生活怎么样?”她说:“很幸福。”后来我们姐妹仨不无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不说实话?于是老太太会很不高兴地回应我们;“是不是嫌弃我没能投机当官住大房子?咱家人是那种不劳而获之人吗!”如今早已自强自立的我们当然不是啃老族。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常教导我们不过几句话,即: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坐吃山空,站吃地陷。使如今都已半百的我们受益匪浅。
我自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里的“名人”,我那时很忙,不但全校的办报以我为主,而且刻蜡板、印卷子都是我的工作。我自小不是学习的尖子,没有头悬梁锥刺骨的刻苦精神,但多少存有笨鸟先飞的可贵心里,直至到我的大学和工作。
我的有幸而又“不幸”的人生经历。不幸是我自认没能像上一代人在国家艰苦岁月里得到锻炼和磨砺。1976年我初中毕业,按那时的政策是我大姐已经分配工作在市里,本该百分之百上山下乡。没想到唐山一场大地震又加之粉碎了“四人帮”,党和政府纠正了极左的思潮,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在当时叫“震留”。“震留”的我们该分配工作的早已工作,余下的又有多种选择,即当兵、考技校、上高中和考大学。我极大的热情是当兵。因为招兵办领导非常赏识我的绘画“才艺”。据说文艺兵一入伍就是四个口袋。如果成绩突出还能火线入党提干,年轻幻想的我兴奋至极,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失眠的滋味。但母亲却整天哭哭啼啼,说她就这么一个男孩,好容易躲过了上山下乡又要去远方当兵,为此平时很少拌嘴的父母因我的人生选择竟然大吵了一架。父亲的主张是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已经通过了文化考试和面试,但因体检时我有些肘外翻,亮起了红灯。当时的师长级干部到我家表示非常遗憾,说如果我在场就会“睁只眼闭只眼”,惋惜地给我一些人生的鼓励。
比之现代的年轻人,我们这代人属于晚熟。20大几的我没有时间花前月下,把一切精力投入在画家、作家梦上。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我单位经常搞笔会,我是充当跑腿的小书童。孙其峰老爷子一边画画一边爱开玩笑,逗得我们年轻人前仰后合。溥佐老先生戏我为“小机灵鬼”可见那时的文化人之朴实。师长冯骥才、蒋子龙更是我的崇拜偶像。当冯骥才第一次搬家通知我帮忙时,我美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我那时发了疯地写小说,错字连篇,前言不搭后语。在很多编辑老师面前闹了不少笑话,如今想来,自己又笨又脸皮厚的举动真能写出几个相声段子。也许能让如今相声的不景气重新“火上一把”。也别说,居然能靠一些廉价的稿费和不“高”的“墨宝”养家糊口到今。不但住上宽敞的房子,还拥有自己的坐骑。自觉小日子过得开开心心,每当国家有大事,如香港、澳门回归,南方大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参与捐款捐画,多少做到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之举。
虽说我们这一代已界中年之人,通过政策宽松、个人努力,物质丰厚得从人间到“天堂”。但大都感到从精神上压力很大,此种压力来源于上有老、下有小,盼老人能健健康康的多陪伴自己几年。更重要的是,望子成龙心切,多少存有拔苗助长的专制行为,此种现象媒体不知呼吁了多少回。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事实又应理解我们这代为人父母的感慨和盲从的心情。我常劝妻子不要给孩子的压力太大,多少还给儿子一个天性快乐的童年。妻子虽然指责我这几十年碌碌无为,再不让儿子“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一定要让儿子比我有出息,但多少也与我的观点有些“苟同”。因此,从小学到中学,除却严格要求学校课本知识外,从不要求儿子去学什么一技之长或几技之长,即使这样,我发现儿子心灵也多少有些“畸形”,虽说物质条件比较丰厚,精神文化娱乐甚广,但他的心里多少是孤独盲从的。小小年纪给自己起网名叫“落叶悲伤”,从表面上看很逗,但从深层上看,着实让我和妻子心惊胆颤得可以。难道我们就永远无法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么?我记得当年苏东坡得了个儿子,高兴之余写诗打趣:“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儿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此诗虽然出自封建的历史氛围,但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大人们可借鉴为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