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关系紧张化，有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深层原因。两国分歧的最大“结构性动因”，是长期以来，法国的经济发展与西南欧“猪猡四国”类似，主要靠消费增长刺激，并且导致无节制的政府开支和债务；而德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出口，朝野都以勤俭节约著称。这里的事实是在法德两国推动了半个多世纪的经济一体化之后，两国人口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享乐”和“勤劳”社会文化差别。

　　文化和利益差异导致两国对欧盟未来方向的重大分歧。萨科齐主张加深欧盟15国核心的一体化，作为共同防范和解救欧元危机的长远策略，说穿了有进一步将德国这一大施主拉下水来“均贫富”的用意。默克尔则不以为然，而强调建立和加强欧洲各国必须遵守的“财务纪律”，以避免德国纳税人继续成为替欧盟买单的冤大头。

　　法德分歧的明朗化还有精英阶层的历史“代沟”因素。最早建立“法德煤钢联营”而开创欧洲一体化过程的两国政治领袖，亲身经历了法德百年世仇的惨重危害。此后继续推动欧洲统一的两国领袖都，对这一世仇的恶果记忆犹新，而且在两德统一之前，西德朝野背有重大的二战历史责任包袱，在法德联姻中始终以欧洲共同利益为重。

　　两德统一和老一代领袖退出政治舞台，显著改变了上述局面。德国不仅变成无可争议的欧洲经济老大，也日益成为政治大国。尤其是大部原属普鲁士的东德地区回归，显著改变了天主教多数的西德主导的宗教文化。默克尔本人就是信仰新教的东德人士，加深了法德两国在“工作伦理”上的文化差异。

　　德国逐渐走出二战阴影、施展大国影响的例子，还有今年春季柏林公开抱怨欧盟的英籍外交主席阿什顿任命太多的本国人士，而没有代表“共同的欧洲利益”。

　　回顾中左的密特朗总统和中右的科尔总理、以及中右的希拉克总统和中左的施罗德总理任上，法德两国在领袖层次始终维持了密切的政府合作和个人私谊关系，同属中右的萨尔科齐总统和默克尔总理之间的冷淡关系更加瞩目。

　　这一局面还受到两国领袖内政危机的刺激：萨科齐总统面对政治捐款丑闻的冲击，而德国执政党联盟在地方选举中不断败绩，默克尔总理被不少人看作“五日京兆”。

　　回到“夫妻本是同林鸟”比喻，欧元虽然面临隐约的“生存危机”，欧盟毕竟还没有到达“大限”(或“大难”)关头，半个多世纪来的法德联姻还积累有很大的共同利益交集，这对“患难夫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尚不至于“各自分飞”。然而法德之间的同床异梦，无疑是欧洲大一统进程的显著挫折。(于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