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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高房价、就业难、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但原有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甚至还有不少中产阶层一不留神沦落为新底层。
底层社会是不是日趋固化?原因是什么?谁在沦落底层?社会流动上升的希望在哪?底层社会的舆情动向如何?等等,针对以上公众关注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联合腾讯网、人民论坛网做了关于“谁在沦落底层”问卷调查,截止到2010年7月6日,共有12254人参与。此外,人民论坛记者书面调查了511人,总计12765人。
问卷调查鸣谢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合作媒体:人民论坛网,腾讯网
“蚁族”和新生代农民工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
“蚁族”(25.82%)和新生代农民工(24.95%)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
学界对底层社会包括哪些群体尚无定论,一般是指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较少的群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贫困的农民、下岗失业者等),您认为下列哪些人群可能成为新底层?列前三位的分别是:25.82%的受访者选择“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24.95%选择“新生代农民工”,20.79%选择“失地农民、被拆迁户”。
调查结果显示,昔日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被列为可能成为新底层的首位,由此可见,大学生就业问题以及“蚁族”现象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的比例达54.7%,大多是“穷二代”。据人民论坛记者调查,“蚁族”大多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求职中往往处处碰壁,而同学中“富二代”、“权二代”却常常能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聚居村),生存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跟其他群体大不一样。
“新生代农民工”则被列为新底层的第二位。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大局。他们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度超过了农村。但是,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收入较低、技能偏低、缺乏住房和难以落户的障碍。让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融入城市有尊严地生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失地农民、被拆迁户”之所以被列为新底层,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得知,很多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失地农民、被拆迁户在面对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利益受损,处于弱势地位。
底层公众最大的特征是“为生存发愁”
“为生存发愁”(24.05%)、“缺乏社会保障”(18.41%)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
不同的人对底层有不同的标准,您心目中的底层公众突出的特征是什么?24.05%的受访者选择“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生存发愁”,18.41%选择“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公众首先是从经济角度、生存层面考量底层公众的特征,其次才是政治影响力、维护自身权益层面。由此可见,提高底层公众的收入水平、提升生活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今年7月1日起,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省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除深圳外,其余各省均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一类地区工资增幅为31.7%,位列全国之首。
今年共有27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迈出了关键步伐。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在一直注重加强对底层公众的关怀,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各个层面上向底层公众倾斜。一方面,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各种补贴的力度,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我国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种粮所得极为有限。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比如,我国政府多次上调最低粮食收购价格。
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我国的底层公众相当庞大,而我国经济发展虽然获得巨大成就,但是相对于13亿人口来讲,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要解决我国底层公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底层公众在扩大?
92.80%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趋势,33.53%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有机会,但是不多”
您认为底层公众是否有扩大的趋势?92.80%的受访者认为“有”,6.34%认为“说不清楚”。
为什么有高达92.80%的受访者认同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在人民论坛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有很多人表示,过去认为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一部分工人、农民、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而如今,很多未就业的大学生、知识青年、城市被拆迁户等等也被人们看做底层中的一员。可见底层公众的规模扩大了。
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合理,在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的同时,底层公众的基数不断扩大。其次,由于底层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于底层公众扩大的认识。
就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多吗?65.90%的受访者选择“几乎没有机会”,33.53%选择“有机会,但是不多”,0.58%选择“说不清楚”。为什么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几乎没有机会?受访专家、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欧阳斐指出,不少人对于底层公众的前途悲观,是因为改革开放早期机会太多,许多人能迅速脱颖而出。其实现在虽然机会少了些,但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当前中国没有所谓的贵族,阶层更没有固化,仍有很多机会,留学海外的精英回国发展已成趋势便是明证。
底层公众不能向上流动,您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什么?25.23%的受访者选择“收入分配不公”,23.22%选择“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只有5.30%选择“个人因素为主,比如不努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等”。
可见,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把底层公众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外因。但也有学者指出,如今的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每个人如果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现在的心理失衡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比较,有了更多的相对剥夺感,但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你必须正视,而不是一味的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体制机制。
底层公众面对利益受损时,你支持采取哪种方式应对?26.02%的受访者选择“以身抗争、宁折不屈”、22.88%选择“自力自强,改变境遇”,分列选项第一、第二位。 “以法抗争,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位列6个选项的倒数第二,有12.5%的受访者选择此项。
不信法律信上访,这可以在近年来频发的越级上访中看出端倪。当前,打官司由于费用太高、过程漫长等,让不少底层公众失望,转而“以身抗争”,维护自身的尊严。有受访专家指出,总体上看,当前社会利益冲突处于高发期,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底层公众维权表达机制不畅,因此亟待建立有效的维权制度安排,使社会底层维权能够有效而且低成本。
22.88%的受访者选择“自力自强,改变境遇”,列选项第二位,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许多人认为当前通过个人的奋斗与努力,仍是改变生存状态的主要方式。
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梯子
“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5.72%)、“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19.76%)和“调整收入分配制度”(19.65%)分列前三位
要想让底层公众有向上流动的希望,关键要靠什么?25.72%的受访者选择“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9.76%选择“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19.65%选择“调整收入分配制度”。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同保障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底层公众向上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专家强调,当前最可行的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底层公众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每一项权利,对接的都是现实的收入和利益。有识之士呼吁:让社会空气湿润一点。社会空气何以湿润?最基本的润滑剂就是公平正义得到捍卫,使人不至于失去希望。当前,除了制造“跳楼秀”之类的事端,底层公众似乎已经很少能够进入“社会主流”的视线。我们希望能够给予底层公众更多的关注,给他们打开更多的向上之门,给他们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各阶层之间才能共享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发展成果。(执笔:人民论坛记者杜凤娇)
底层声音
最大的愿望是当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我是农民工的孩子,又是新生代农民工,尝尽了农民工家庭的酸、甜、苦、辣。我爸爸妈妈前些年吃够了在外闯荡的苦头,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生活质量也相当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专门提到农民工,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我相信,国家肯定会出台一系列关于改善农民工创业和生活的好政策。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济南买房子,把家安在济南,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在济南务工的恩城镇八里庄村农民刘小博)
不缺的是向上的力量
实不相瞒,我也是“蚁族”中的一员。在我租住的那个郊区村子里,大学生有之,考研者有之,校漂族有之,农民工有之,当地的村民有之……我们这些人中,超过六成为外地城镇户口,大部分都抱着想要做个“城里人”的梦想。为此,我们中的很多人要忍受诸如无劳动合同、无“三险”等工作上的压力,还要忍受诸如家人的不理解、拮据的开支等生活上的压力。但是,尽管混迹“蚁族”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个群体里,不缺的是成功的信心和向上的力量。(腾讯网网友)
地没了,农民身份未变
地没了,但我们的农民身份没有变,就业无门路,创业无本钱,医疗养老无保障,在外务工受歧视。很多兄弟在城市干的是脏活、累活,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被城里人瞧不起,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虽然挣点钱,但各种证件的办理手续繁琐,而且收费很高。正规打工人员要办外出打工证、婚育证、用工证、暂住证等证件,一个暂住证就需要上百元。近年来打工者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此外子女在外读书困难,学杂费高,在外定居也不容易。(人民论坛网网友)
什么时候能涨工资
作为一个城市低收入者,我迫切希望能够涨工资。现在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都在涨价,偏偏我们的工资老是不涨。对有钱人来说,每月多开销个千八百的无所谓,但对挣工资者来说,压力是不可小视的,心理的承受指数是越来越弱。有关部门发布统计结果:工资的涨幅超过物价涨幅。谁的工资在涨?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没涨。(人民论坛网网友)
缴纳保险要合情合理
作为曾经的国企员工,我最近“光荣”下岗失业了。再就业难,养家糊口难,缴养老医疗保险更难。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未来的生活生存危机难以预料,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已不切实际。希望政府高度关切,能从实际出发,让我们合情合理地缴费,保障基本生活,保持社会公平,以维护社会稳定。
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表现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分化。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从社会底层3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再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
造成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
从财富分配来看,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增加,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直接原因。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2000年基尼系数越过0.4以后,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那些主要凭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群体由于收入增长严重滞缓,如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收入增长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基本处于停滞。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经济增长成果越来越多的份额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分配,财产性收入成为人们分享发展成果新的主要方式,这在造就很多受益群体的同时,也出现更多在这场财富分配盛宴中出局的群体,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底层。
从社会流动来看,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的提高,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从流动机会来看,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高校毕业后就业难的出现,社会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变的越来越窄了。从流动成本来看,在近10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抱着外出务工经商、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出来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升、工作环境长期恶劣、生活负担日增等,他们的所得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大获益的景象,相反他们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了,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难以支撑孩子的教育;城镇房地产价格猛涨,使他们看不到迁居城镇实现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
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扩大的现象也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围绕着再就业,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为贫困家庭子女就学提供贷款、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问题,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社会底层规模是否因此会缩小,目前来看,政策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社会底层在扩大,而且由于在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财富、教育、权力等多种资源配置劣势位置的重合,这使得社会底层面临着重重困境,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民生艰难,体面生存受到威胁。过去的10年,是中国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快速上涨的10年,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民生保障,不同程度的推向了市场来解决,并且这些公共物品的市场价格一路上涨,然而同期社会底层收入增长却相对滞缓。无力通过市场来满足基本需求。在市场失灵、政府缺位,支出与收入“一涨一缓”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沦入了民生艰难的困境,体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权利受损。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在扩大的同时,社会财富阶层快速崛起。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财富阶层,但是近10年来中国财富阶层的成长速度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统计,1999年中国内地百富排名榜上榜人数为50人,而2008年达到1000人。同期,排名第50名的财产也从0.5亿元上涨到100亿,其中的2007年更是达到120亿元;前50名财富合计从2004年的1715亿元快速的上涨到8275亿元。
财富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底层的扩大,二者之间是存在关联的,也就是说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突出表现在社会底层的权益被侵犯。如劳动领域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护,工资低下并拖欠工资,不给工人缴纳社会险等等现象并不少见,企业在发展,工人权益却在受损。另外,从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富豪最集中的行业是房地产业。而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的扩大中,征地拆迁是个重要的原因。一些房地产商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相勾结,暴力拆迁,低价拿地,严重侵占被征地者利益。正是由于一些富豪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底层的权益受损密切相联系,引起民众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在一些社会底层群体当中出现了“仇富心态”,这种社会心态的出现表明,在社会底层中已不再是相对剥夺感,而正在向绝对剥夺感转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诸多利益问题上,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体制外抗争在底层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社会底层维权行动趋于公开性与多样性。根据我们对东西部地区农民征地纠纷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3%的农民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忍了”,而有77%的农民表示会采取各种公开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方式包括与对方协商;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找说得上话的官员帮助;打官司;找媒体帮助;暴力反抗和上访静坐示威等。概括来看,社会底层的维权行动分为两大类:
一是体制内抗争,即依照现在体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维权。在遇到利益受到侵犯时,多数社会底层群体不再像过去心存顾忌,而是依据国家法律及政策的相关规定,赋予了维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整个活动具有很大的公开性与多样性。这种体制内的依法维权并不具有太强的冲突性,但是,这种体制内依法维权的途径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效果甚微。根据调查,只有1/3社会底层群体认为维权结果是公平和比较公平的,而有2/3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结果的确不公平。从近些年来大量相关案例报道和调查来看,第二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对于社会底层而言,依法维权途径有限且行动成本过高,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往往使他们感到失望。
二是体制外抗争。在依法维权不能解决问题之后,社会底层群体的维权方式转向体制外维权。和依法维权相比,这种维权方式具有很强的冲突性,超越了现有体制的调控,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与社会失序。目前来看发生的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以及个体的暴力抗争,其行为主体多为社会底层。概括来看:这种体制外的抗争方式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维权心态具有很强的冲突性,“仇”、“恨”色彩浓厚;二是维权行动强烈,甚至涉及人身伤害攻击;三是维权后果容易引发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底层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这种体制外抗争行动极易引发社会同情的蔓延。
另外,体制外抗争还有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的反社会,如近期接连发生的针对幼儿园和小学的惨案。在人们一致谴责这种行为的同时,还须注意到这些反社会行为的共同特征:一是行凶者多来自社会底层,都有遭遇歧视或权益受损的经历;二是除个别案例外,被攻击的多为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我们不能仅谴责这种反社会行为而不深思背后的社会致因。
目前体制外抗争在社会底层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正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与失序。同时也表明,现有维权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底层的权益。如何改变社会底层维权难的现状,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作者:胡建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