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但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包括办事人员、大多数个体工商户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消费需要旺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这是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7月18日《京华时报》)
调查显示,中产阶层的负担还很重,尤其那些处于中下位置的中产阶层,教育、医疗及住房消费的巨大压力,正在透支他们的生产能力。而成为“房奴”“车奴”似乎成了一种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命运。对此,该如何认识?
“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金钱”、“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看到这样的话语,你很难想象就是出自那些外表光鲜的中产阶层口中,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社会给出的解释是“过老”:中产阶层近九成认为自己过劳。住房、医疗、教育消费压力过大,中产只好兢兢业业,不惜透支健康。而更为明显的信号是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
此前,也有学者从统计学上验证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稳定性。长期研究收入流动性问题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讲师王海港博士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曾提出的“下流社会”,近来被频繁引用,这个概念恰当地描述出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日本社会逐渐分流,有钱人愈来愈有钱,中产阶级却逐渐向上下移动,而其中大多流向低收入的底层。如此,形成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落的M型社会。更不幸的是,美国和欧洲也出现了中产阶层消失的现象,换句话说,结合我国的现实,M型社会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通病。
在我国,中产阶层有“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 “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等特殊指代,无不说明了中产阶层的伪幸福状态。表面优厚薪水,背后的巨大生活压力、风险预期,是导致中产阶层过劳心理的直接原因。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有这些,都是当下并不陌生的城市生活景观——既然它可以让那些社会底层群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并成为阻遏他们向上流动的经济瓶颈,当然同样也会时刻威胁着中产者看似体面风光的生活,蚕食乃至吞噬他们所谓的高薪,使其备感生活的“易碎”和“过劳”。
成为“房奴”“车奴”似乎成了一种中产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表明当下中产阶层“过劳”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对社会可预期和自身发展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上,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是要命的,但中产阶层面临的道路非常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因为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高房价、看病贵等因素透支的不仅仅是今后几十年的收入,还有再教育或者投资或者创业的机会,也透支了往上发展的路径。因此,我们能不正视隐藏其后的社会病灶吗?
“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遏制,中产阶层就有可能坍塌,中国就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在笔者看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产成“房奴”“车奴”是社会焦虑情绪和民生艰难的写照,不加以正视,在笔者看来,必然导致社会焦虑蔓延,引发社会问题。作者:舒锋